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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碑刻的書丹、摹勒與鐫刻
書丹與摹勒是古代兩種不同的上石方法，一般碑刻是直接書丹，刻帖則是摹勒上石或上木。
一、書丹
“書丹”也稱“用丹”，就是用毛筆蘸朱砂直接在碑石或其他器物上書寫。書丹的工序一般是：首先將碑制好磨光后，涂上一層墨色，然后按碑的文字多少，計算好行數(shù)，打成格，書者用紅色朱砂直接在格中填寫文字，寫完即可奏刀刻之。之所以用朱砂書寫，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朱砂寫在光滑的石面上，不流不走，寫成什么樣就是什么樣，具有很好的穩(wěn)定性，能夠準確地再現(xiàn)書寫的痕跡。而用墨汁書寫的效果就要差一些，墨汁不僅容易流淌，而且還會向筆畫的中間聚攏收縮，難以保持筆觸原形，最后呈現(xiàn)的筆畫總是比實際寫的細瘦。二是書丹的目的一般是為了鐫刻，用朱筆書寫主要是因為紅色鮮艷醒目，容易與石面顏色區(qū)分開，鐫刻起來更為方便。
書丹究竟起源于何時，目前還不太清楚，不過產(chǎn)生得很早是可以肯定的。據(jù)考證，甲骨文就是先書后刻，而且從出土情況看，確有朱書或墨書未刻的情況，這說明最晚在殷商時期，書丹技術(shù)就已經(jīng)很常見了。秦、漢以后，石刻文字空前發(fā)展，書丹自然就用在了碑石上。相傳為李斯書寫的秦始皇諸刻石，雖無李斯書丹上石的記載，但可以想象，如此巨大的石頭，要做到文字布局嚴謹，整齊劃一，是不太容易的，不可能直接鑿刻，必是預(yù)先在石頭上書丹的。《后漢書·蔡邕傳》中則有蔡邕書丹的明確記載：
熹平四年，奏求正定六經(jīng)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于碑，使工鐫刻，立于太學門外，于是后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暮寫者，車乘日千余兩。填塞街陌。
從文獻記載及出土實物看，唐代以前，石刻文字一般都是直接書丹。清代河南洛陽出土的曹魏時期的《王基斷碑》，剛出土時碑的上下各有一些文字 朱書未刻，清晰可讀，可惜當時未加保護，朱字不久便磨滅了。后有人見到拓本只有半截文字，便以為原石半截斷失，所以稱之為“斷碑”。其實原石完好，只是其中部分文字丹書未刻。
《東武侯王基斷碑》原石
《東武侯王基斷碑》墨拓 108×92cm 北京翰海拍賣有限公司2005春季拍賣會古籍善本
《東武侯王基斷碑》高135厘米，寬99厘米，厚22.5厘米。碑文19行，每行行末均空五格，前三行行首空一格，之后各行行首空兩格，大概內(nèi)容為曹魏時期王基的家族世系、官職及薨葬年月。書法上，其字形方整，結(jié)構(gòu)疏朗，筆法峻勁，波磔飛動，風神秀逸。
除此之外，還有很多書丹的實物遺存。20世紀30年代，在吐魯番盆地的高昌地區(qū)發(fā)現(xiàn)了一百多方磚墓志，其中大部分都是朱文書寫，尚未鐫刻，《王阇桂墓志》就是其中的一方，上面的朱色字跡清晰可見。
《王阇桂墓表》磚，朱筆，縱35.3×橫36×厚3.7厘米。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高昌延壽十三年（唐貞觀十年，636年），朱書六行五十四字。
【釋文】延壽十三年丙申歲二月朔辛酉四日薪除甲子，交河郡民鎮(zhèn)西府兵將王阇桂遇患殞喪，春秋七十有二，以虬車靈殯葬于墓。王氏之墓表
二、摹勒
上石的另一種方法是“勾勒”，也稱“摹勒”、“模勒”或“勒”，就是描摹復(fù)制的意思，但這種描摹復(fù)制不同于一般的真跡復(fù)制。常見的在紙張或絹帛上的描摹復(fù)制我們稱之為'揭'，而不稱為'勒'，只有將墨跡描摹復(fù)制到金屬或石、木等器物表面時才稱為'勒'。這一技術(shù)大約產(chǎn)生在隋唐時期，可能是隨著刻帖的產(chǎn)生而推廣的，刻帖都是采用摹勒之法上石的。
勾勒上石的過程大體是：先將透明紙蒙在墨跡之上，按透映過來的字跡，用細筆勾勒字的外輪廓（也稱為'雙鉤'），然后把朱砂或銀殊用水調(diào)和，在紙背再次將字的輪廓勾勒一遍。將備刻的石面或木板染黑并涂一層薄蠟，將透明紙上鉤有朱色字跡的一面貼在石上，再在上面疊放數(shù)層紙， 壓氈后用木槌或石塊均勻研磨使銀朱粘在石面的薄蠟上，從而使碑面顯示出清晰的字畫。所以，勒石有時也稱“朱背”或“背朱'。摹勒對操作人員的技術(shù)要求很高，一般由專業(yè)人員完成。
《唐懷仁集王羲之圣教序》，是懷仁集王羲之字而成，將王羲之書跡一一摹揭在紙上，然后勾勒上石，所以碑的末尾題曰：諸葛神力 勒石、武騎尉朱靜藏鐫字”。諸葛神力應(yīng)該就是當時從事摹勒的專業(yè)人士，且水平相當高超。
鐫刻是碑帖制作的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之一，對碑帖最終所呈現(xiàn)的風格面貌起著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好的碑帖無不有賴于刻工的精良。好的刻工，下刀合于行筆之理，不僅能盡可能地保留點畫的形態(tài)，體現(xiàn)原跡的風神氣韻，甚至還能糾正書家一時的失誤，彌補筆鋒的某些不足，同時表現(xiàn)出刀鋒特有的情趣韻味。因此，刻工之于碑帖，從某種角度說，是對原書跡的再創(chuàng)造。有時同樣的書跡，由不同的刻手鐫刻，面貌會大相徑庭。北魏《元暉墓志》就是一個例子。仔細觀察此志，不難發(fā)現(xiàn)，其中文字呈現(xiàn)出兩種截然不同的風格。靠右下方的字，刀法純熟，線條靈動，筆畫細膩；左上方的字，則刀法稚拙，線條硬朗，筆畫厚重。據(jù)此推測，志石應(yīng)該是由兩位刻工分 別完成的，左上角為一人所刻，其他部分又是一人所刻。
《元暉墓志》，全稱“魏故使持節(jié)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司空公領(lǐng)雍州刺史文憲元公墓志銘”。北魏神龜二年（公元519年）刊石，原石現(xiàn)藏西安碑林。為北魏書法代表作之一。書寫極為嫻熟自如，清雅超脫，充滿了平和之氣。
古代有很多專門從事刻碑的工匠，但早期碑刻大多沒有留下他們的姓名，直到唐代以后，碑上才出現(xiàn)了'鐫者'、'刊者'、'鐫人'、'刊石人'、'刻石人'等字眼，這些都是民間對刻碑人的稱呼。還出現(xiàn)了'鐫玉冊官'、'刻玉冊官'、'刻石官'、'刻字官'等稱呼，這些都是政府設(shè)置的官職，專門負責金石、玉冊的鐫刻。邵建初就是一位知名的唐代玉冊官，刻有《圭峰定慧禪師碑》《杜順和尚行記碑》《劉遵禮墓志》《裴休造像并金剛經(jīng)》等，還與其弟邵建和一起鐫刻了《玄秘塔感應(yīng)碑》。
與刻碑相比，刻帖對刻手的要求更高。因為刻帖的目的是保存、傳播優(yōu)秀的書法作品，所以在鐫刻過程中非常強調(diào)忠實原作，要求盡量表現(xiàn)原書跡的每一個細節(jié)，不能隨意發(fā)揮。《真賞齋帖》《停云館帖》、《快雪堂帖》等帖之所以為世所重，很大程度歸功于其高水準的鐫刻。《真賞齋帖》《停云館帖》是明代鐫石名手章藻、溫恕鐫刻，鐫刻之精，一時罕匹。《快雪堂帖》是明末清初鐵筆名家劉光腸所刻，時有“天畫神鏤”之譽，除《快雪堂帖》外，當時很多名帖都出自其手，如《瑯華館帖》《翰香館帖》《式古堂法書》等，刻工細膩精妙，頗盡筆法。
《停云館帖》冊，為明代匯刻叢帖的善本。12冊，12卷全。托裱經(jīng)折裝，每頁縱27.4厘米，橫13.3厘米。每冊鈐“效禹審定”印，現(xiàn)藏故宮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