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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倪元璐的書學(xué)之路
■民而
倪元璐（1593年－1644年），字玉汝，號鴻寶，別號園客。明神宗萬歷二十一年生，卒于思宗崇禎十七年。浙江上虞人。天啟二年（1622年）中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官至戶、禮兩兼翰林院學(xué)士。李自成攻破京師，在家鄉(xiāng)取帛自縊殉節(jié)。福王時謚文正，清改謚文貞。工詩文繪畫，善書法，傳世作品有《舞鶴賦卷》、《行書詩軸》等，著有《倪文貞公文集》等。
倪元璐出生的時代，是一個政治動蕩，文藝思想個性解放的時代，是一個書法家重個性、重獨創(chuàng)、重主題感情的時代，最具代表性的書家有徐渭、董其昌等。他們在這股改革的潮流中，對傳統(tǒng)的書法形式有重大的突破，出現(xiàn)了八尺到丈二的大幅作品，審美觀上發(fā)生了巨大變化。在明末張瑞圖、倪元璐、黃道周、王鐸的書法中，可以看到個性解放思潮給他們書法帶來的強烈鮮明的藝術(shù)語言，亦可看到孤峭的影子或內(nèi)傾的思想感情。倪元璐作為一個書法作品不多但表現(xiàn)獨具特色的書法家，他的精神軌跡正處于明末書法個性與法度維系的微妙關(guān)系中。
倪元璐出生在浙江山陰，這里奇麗的山水滋養(yǎng)著文人的性靈，這里是王羲之、陸游流連忘返的地方，也是對中國書法的儒雅傳統(tǒng)具有反叛情緒和顛覆手段的徐渭的故鄉(xiāng)。徐渭在藝獨特的性格和在藝術(shù)上多方面的造詣必然對倪元璐有所影響。倪元璐早年的書法學(xué)習，是以科舉為中心的書法技藝修煉，在他進入仕途以前，他的詩詞文章就名動四方。倪元璐自幼穎悟善學(xué)，五歲能詠詩屬對，十七歲時，郡、縣、監(jiān)司三試皆第一，出版《星會樓稿》，被書賈印刷銷行，從此才華遠播。而在他最初科舉的時候落榜原因也是文章太露才氣而不夠規(guī)范。黃道周在《跋倪文正公帖后》記載倪元璐早期書學(xué)經(jīng)驗：“壬午初年仆見公作書，告人云：‘鴻兄命筆在顏魯公、蘇和仲而上，其人亦復(fù)絕出。’諸君訝，未敢信。嘗戲問鴻兄：‘少時作何夢晤？’公云：‘吾十四、五歲時，嘗夢至一亭子，見和仲舉袖云，吾有十數(shù)筆作字未了，今舉授君。’”文中提到元璐十四五歲時夢見蘇軾教他寫字的情景，可見蘇軾對其書法的啟蒙的影響。徐渭的狂放，蘇軾的曠達，在倪元璐青少年的書法學(xué)習中應(yīng)該是交織變幻著的。十九歲，陳繼儒看到他的一件自書詩扇面時大為驚嘆，以為仙才，事后聲譽日隆。《杜甫詩畫軸》是其早年作品，師法龐雜，有“江”、“深”諸字與明顯的蘇軾的筆意。《湖上偶成詩草書扇面》雖作于天啟六年倪元璐告假歸家之時，但蘇東坡風貌顯然可見。蘇軾之風在其小幅作品里影響自己的一生。隨著科舉考試的屢屢失敗，倪元璐并沒有專注于書畫，而是收起性情，專向“八股”和“館閣”用功。他曾根據(jù)四書五經(jīng)的內(nèi)容，將可能出現(xiàn)的考題分門別類進行研究，并作出預(yù)案。這時，他對書法所下的功夫，也只是配合科舉往規(guī)范的“館閣”靠攏。為了適應(yīng)科舉考試的規(guī)范，不得不收起自己的才情，因此，這與他功成名就以后、完全以書法為性情宣泄的面貌大為不同。
倪元璐三十歲與黃道周、王鐸為同年進士，進入翰林院。倪元璐的精神里不乏中國士大夫的隱逸思想，但要隱逸，必須先要“顯”、“達”，這和蘇東坡是一樣的。倪元璐在翰林院對書法藝術(shù)的研究，成為生活的重要內(nèi)容。他和黃道周、王鐸各有其人生履歷又都以書法藝術(shù)名垂青史，他們相約學(xué)書，對書法藝術(shù)都有深入研尋的欲望。他們的書法趣味有相同之處，王羲之、顏真卿、蘇東坡在他們的書法形態(tài)里都有表現(xiàn)。黃道周專攻蘇東坡，王鐸著力于王羲之，而倪元璐直入顏真卿。王鐸風格豁朗，倪元璐與黃道周個性表現(xiàn)要幽曲很多。倪元璐與黃道周性格相近，二人情意甚深，關(guān)于倪學(xué)蘇與王，黃道周曾在《書秦華玉鐫諸楷法后》中說：“同年中倪鴻寶筆法深古，遂能兼撮子瞻、逸少之長。如劍客龍?zhí)欤瑫r成花女，要非時狀所貌，過數(shù)十年亦與王、蘇并寶當世，但恐鄙屑不為之耳。”黃道周此言正說明倪元璐與同時代的“時妝所貌”拉開了距離，并可看到黃、王、倪三人各自在傳統(tǒng)中尋找立足點，借以革新，雖各自追蹤不同，然主張面貌獨立的思想是一致的。今日所見倪傳世作品中，凡大約在翰林院與王鐸、黃道周同時攻書時段即三十五六歲之前，用筆仍多見蘇東坡遺意。以后倪轉(zhuǎn)向?qū)W顏，用筆毛澀，取“屋漏痕”之意，書風逐漸趨于渾沉。故黃道周在倪元璐晚年時評價其書云：“抹蔡掩蘇（軾），望王（羲之）逾羊（欣），宜無如倪鴻寶者。但今肘力正掉，著氣太渾，人從未解其妙耳。”黃道周主張書法于遒媚為主加之渾深，而倪元璐的書法顯然與其有共通之處，然似二者比例相反，即倪乃以渾深為主加遒媚，倪元璐之子曾從學(xué)黃道周，它在《倪元璐、黃道周書翰合冊跋》中寫到：“世與夫子與先公并稱。先公遒過于媚，夫子媚過于遒。同能之中，各有獨勝。”此評是最能體察二人書法之性格者。清人秦祖永認為：“元璐書法，靈秀神妙，行草尤極超逸”顯然論及了其秀逸姿媚的一面，而未能體察其渾深蒼厚的一面。”倪元璐入仕之后的作品，沒有了“敲門磚”的謹慎，成為文人意趣的表現(xiàn)，真是性情奔放而出。《贈太白詩畫軸》的草法雖未達到精熟的境界，使轉(zhuǎn)方圓多生硬，但揮灑自然，自見性情。所題《瀾園招飲詩扇面》筆致佻達，趣味悠然，可見豪情及學(xué)習書法藝術(shù)漸入堂奧的狀態(tài)。從《凌宇詩軸》可見：一篇中墨氣濃淡相間而見燥潤，乃見倪書個性之所在。在南京任國子監(jiān)司業(yè)期間，他擔任清貴而閑逸的文職，留下不少佳作。《舞鶴賦卷》是他當時實際生活的寫照，也是他“宗顏”的為數(shù)不多的書作。9米長卷，字近擘窠，在倪書中實屬難見。在他38到44歲的六年間，他的書法風格已經(jīng)形成。《題畫石詩軸》體式奇崛，氣韻燥辣。《郊游詩軸》一詩多寫，體勢開闊，行筆縱逸，墨色也有燥潤之變，可見作者于反復(fù)研磨的心跡。
作為封建社會知識分子的一個典型，倪元璐深受儒家正統(tǒng)思想的影響，人格操守固然重要。崇禎皇帝登基后，閻黨亂政，朝廷內(nèi)黨爭加劇，政治惡斗與思親心切，讓倪元璐產(chǎn)生了告老還鄉(xiāng)的念頭。崇禎五年，元璐四次奏疏乞歸回鄉(xiāng)，未獲允許。曾說；“吾平生不熱愛官，不喜居要人牢籠之內(nèi)。”在儒家禮法規(guī)范下爭取性情的自由，保持行為和精神的張力，這是倪元璐作為一個典型的士大夫既恪守名節(jié)又一意孤行的獨特人格風范所在。崇禎九年，離開京城返回紹興老家，在城南之羅紋修筑新宅，開始了自己的翰墨生活。他乘自制的“倪家船”縱游湖山，尋幽探勝。七載的休閑光陰，元璐著書立作。安靜閑適的自然環(huán)境使他投注于藝術(shù)創(chuàng)作，在這個階段，他的書法藝術(shù)達到成熟狀態(tài)。與黃道周、王鐸鼎足而立，成為明末書風的代表。倪元璐書法最顯著的特點，在于大膽利用渴筆，這是自尋其難的學(xué)書之路。筆既渴便不容易流利，書寫速度也自然受阻，而元璐的渴筆多為草書，草書的長處和難度均來自書寫的速度。而倪元璐作草書而不用濃墨，這就增加了運筆過程中的矛盾。倪元璐在一字之內(nèi)利用焦枯之墨的疾速運動來達到“變”的效果。焦墨作草難于流暢，本來是大忌，而倪元璐卻于絕處求生發(fā)，變死法為活法，終于自成一家，“于無佛處稱尊”。而后世若程邃、林散之則都吸收了倪元璐的創(chuàng)法而自成風格。《卜居詩軸》為倪元璐退隱山陰之生活寫照。此幅興酣意足，詩墨映發(fā)，連帶輕盈，堪為神品。
崇禎十四年以后，天災(zāi)人禍與內(nèi)憂外患加劇了明王朝覆亡的腳步。1642年，朝廷再次起用倪元璐為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xué)士，他以母親年邁具疏辭謝。1643年，清兵大舉入侵北京，倪元璐誓師率領(lǐng)三百騎兵入京勤王，崇禎帝臨危授命，然而倪元璐一介文臣，財政軍事并非所長，實在無法力挽狂瀾。此時，如果說倪元璐40歲前后是其成熟期，以后十年是其書法成熟的延續(xù)。《致寰灜尺牘》兩件可以看到倪元璐小行草的不同風貌。第一札應(yīng)該寫在北上赴難時，形勢艱危，有英雄氣在。此札流動自然，點畫精微見趣。
倪元璐的書法具有鮮明的個性，但綜其一生，他對書法的投入遠不如科舉、政事、文章和詩歌。他視書法為余事，在他的著述中見不到任何論書法的文章，他的作品更不署年月，在他看來，書法純?yōu)榍鍔剩]有以書法傳世之想。通過倪元璐的書學(xué)之路，我們可以對他的人生道路和晚明書法文化的發(fā)展態(tài)勢有一個大體的了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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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國書法家全集.倪元璐》李廷華著 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12
[3]《書藝珍品賞析.第八輯.書法名家.明代.清代.倪元璐》洪文慶著 長沙：湖南美術(shù)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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