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蘭亭論辯”是我國近代書法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
傳世至今的《蘭亭序》摹本，為天下第一行書，千余年來，人無問言，獨至清末，廣東書家李文田對此疑問叢生，斷言“文尚難信，何有文于字”，晉人書法不應脫離漢魏隸書，所以《蘭亭序》不可能是王羲之書。 清人李文田對此有些疑問，卻并未引起注意。1965年6月間，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先生寫了兩萬字長文《由王謝墓志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zhèn)巍罚凇段奈铩冯s志發(fā)表，《光明日報》連載。文章提出被稱為“天下第一行書”的《蘭亭序》非王羲之所寫！此論一出，立即在學術界引起震動，各大報刊紛紛發(fā)表爭鳴文章，展開了一場驚動毛澤東等高層的“蘭亭論辯”。
“王謝”是指王興之(王羲之堂弟)和謝鯤(謝安伯父)。1964年至1965年間，在南京出土了《謝鯤墓志》和《王興之夫婦墓志》，碑文都是用隸書寫成，這與同代的《蘭亭序》筆跡大有不同。郭沫若據(jù)此認為“天下的晉書都必然是隸書”，而行書《蘭亭序》“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筆跡”。他進一步推論，《蘭亭序》的文章和墨跡均是王氏第七代孫——隋代出家禪師智永“所寫的稿本”。
這個結(jié)論可謂石破天驚！對此，時僅為江蘇省文史館館員的著名書法家高二適先生寫了一篇《〈蘭亭序〉的真?zhèn)务g議》，稱郭文“不啻在帖學上作了一個大翻身”。高文引證大量文獻和法帖資料，針鋒相對地提出:“《蘭亭序》為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鐵案”。
高二適將這篇文章寄給《光明日報》，結(jié)果“以退稿處之”。于是他求助于時任中央文史館館長的忘年交章士釗。章士釗據(jù)言曾是其老師，很理解他這個“小友”此刻的心情，于是將高文手稿轉(zhuǎn)呈毛澤東，并寫了一封信，信中說“該生來書，欲得我公評鑒，得以公表……我公弘獎為懷，惟酌量賜予處理”。
毛澤東一生喜歡《蘭亭序》，并時常背誦和臨摹，他也覺得世傳《蘭亭序》并非王羲之真跡。兩天后，他給章士釗回復一信。毛澤東在信中表達了希望展開爭論的意思，說：“筆墨官司，有比無好”，同時也給郭沫若寫了封信，表達了同樣的意思。
郭沫若收到毛澤東的信后，當天就約見《光明日報》總編輯，建議在報紙上組織討論。當時，臨時代管文化工作的陳伯達，看到毛澤東給郭的信后立即做出安排。這樣，高二適的《〈蘭亭序〉的真?zhèn)务g議》于1965年7月23日在《光明日報》的“蘭亭論辯”欄目見報。
這篇唱“對臺戲”的文章推出后，立即引起國內(nèi)學術界和書法愛好者的極大興趣。短短半年時間，全國各報刊上發(fā)表了爭鳴文章有幾十篇之多。支持郭文觀點的有張德鈞、啟功、龍潛、趙萬里、于碩(于立群)、史樹青等人；支持高二適觀點的，有唐風、嚴北溟、商承祚等人。
在這次論辯中，分管意識形態(tài)工作的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康生起了很大作用。康生不僅為郭沫若提供資料,還溝通上層信息，指示下屬組織反駁高二適的文章。康生僅在《光明日報》上組織發(fā)表的文章就有10篇之多。高二適對這些“運作”自然是無從知曉。
1973年3月文物出版社編纂《蘭亭論辯》一書，收錄了有關“蘭亭”真?zhèn)沃疇幍?8篇文章。按立論不同，分成上下兩編。上編是郭沫若及與其觀點一致的文章15篇；下編則僅有章士釗、高二適和商承祚的寥寥3篇。編者在出版說明中寫道:“報刊上發(fā)表了不少文章，多數(shù)文章贊成郭沫若同志的意見，支持他以辯證唯物主義的批判態(tài)度推翻歷代帝王重臣的評定；但也有文章持相反的看法……應當指出，這種爭論反映了唯物史觀同唯心史觀的斗爭。”后來，鄭重先生在一篇文章里回憶，當年他去南京看望高二適，高拍著《蘭亭論辯》這本書，有些憤憤然地說:“看來，我是唯心主義了？！”
“文革”中流行貼政治標簽。但一個千古之謎是不能簡單地用“唯物”和“唯心”來作結(jié)論的，更不能靠“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來解決。
40年前，就《蘭亭序》真?zhèn)危叨m與郭沫若先生在報紙上打了這場“筆墨官司”；41年后，人們在回顧這場“筆墨官司”的同時，更為高二適堅持真理、敢于挑戰(zhàn)權(quán)威、明辨執(zhí)著的學術品格深深折服。這場論辯，基本體現(xiàn)出“雙百”方針的指向作用，演繹了百家爭鳴的文壇絕唱。它為學術界樹立了一種勇于堅持真理、敢于挑戰(zhàn)權(quán)威、惟真理是從的良好風氣，也正因為如此，該辯論被列為“20世紀十件文化大事之一”。是載入中國文化史冊的一件標志性事件。其歷史價值正如著名紅學家馮其庸先生上世紀末在《懷念高二適先生》一文中所言，“在學術界、文化界的影響和意義是非常深遠的”。因為，它“不僅僅是一種書跡的真?zhèn)螁栴}，更重要的是我們要造就一種什么樣的學風和文風，我們能不能樹立一種惟真理是從的良好風氣。”要造就一種什么樣的學風和文風，我們能不能樹立一種惟真理是從的良好風氣？這才是我們今天應該提倡的。
注：高二適，1903年出生于江蘇泰州姜堰，1977年病逝于南京。當代著名學者、詩人、書法家。高二適一生精研書法、文史，博涉諸家，自出新意，成就卓著，有當代“草圣”之稱，與胡小石、林散之、蕭嫻等并稱為“金陵四老”。 高二適不僅在書法上有很高的造詣，對傳統(tǒng)文化感情深厚，他一生精讀詳解，孜孜以求學問之道。他的重要著作《新定急就章及考證》以及在“蘭亭論辯”中所撰的《駁議》、《再駁議》，引經(jīng)據(jù)典，詳加考辨，無不顯示出他深厚的文史功底和學術水平。聲震士林的“蘭亭論辯”向世人展現(xiàn)了高二適剛正不阿、明辨執(zhí)著的學術品格。他平生崇尚學問，敬服賢者，與許多學者、書畫家交往密切，最為人所稱道的便是他與著名學者章士釗的忘年之交，傳為佳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