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介(?-1367)

饒介《士行帖頁》紙本行草書，28.4×32.9cm，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士行帖》，元，饒介書，紙本，冊頁，縱28.4厘米，橫32.9厘米，行草書，9行，74字。
釋文：
　　介再拜：衰病不得時面，殊懸懸。爾舉令弟文已發(fā)，如見諸（誤書點(diǎn)去）朱相、董公及眾幕客，幸著一語，庶風(fēng)水與舟相資也。非相厚善，言不及此，俟面為可盡耳。草草，不一一。介再拜。士行尉相先生契家。謹(jǐn)空。
　　本幅鈐項(xiàng)元汴諸印，又有項(xiàng)廷謨、安岐、何子彰、趙叔彥、完顏景賢、譚敬、張爰等人鑒藏印記。
　　此帖是饒介寫給張紳的一封短信。張紳，字士行，濟(jì)南人，負(fù)才略，談辯縱橫，詩文自成一家，元末為張士誠所用，官內(nèi)史中尉，與饒介既為同僚，亦相交善。從信中內(nèi)容分析，二人此時都在張士誠幕府為官。此篇字體疏朗，用筆細(xì)勁與方厚相間，章法自然貫通，神采生動，為饒介書法的上佳之作。
　　(撰稿人：華寧)

附錄：饒介《士行帖》（作者：傅紅展）
　　饒介是元末書法家，在書法史上的地位雖遠(yuǎn)不能與趙孟頫、鮮于樞等人相比，而在書法發(fā)展的歷程上仍然留下了他的斑斑墨跡。明初解縉《春雨雜述》載:“康里子山(巎巎)在南臺時，臨川危素、饒介得其傳授。而太樸(危素)以教宋璲仲珩、杜環(huán)叔循、詹希元孟舉，介之(饒介)以教宋克仲溫。”楊士奇云:“介之攻書法，擅名當(dāng)時，宋仲溫(克)、宋昌裔(廣)皆出其門。”宋克、宋廣是明初書壇的代表人物，故而我們對于饒介書法的歷史作用不可低估。
　　饒介，字介之，號華蓋山樵、補(bǔ)日醉翁，曾投元末起兵稱吳王的張士誠門下，任淮南行省參知政事。張士誠事敗之后，饒介被俘至京師而死。《列朝詩集》說饒介“日以觴詠為事，書似懐素，詩似李白。”他留傳世間的墨跡很少，這里介紹的《士行帖》，系一封信札，珍藏于故宮博物院。紙本，縱28.4厘米、橫32.9厘米。
　　《士行帖》行書帶草，瀟灑自如，大有一筆揮就之氣勢，表現(xiàn)了作者的嫻熟技藝。饒介早年嘗從康里巎巎學(xué)習(xí)書法，傳說康里一日可寫三萬字，而且“筆畫遒媚，轉(zhuǎn)折圓勁”，造詣是相當(dāng)高的，因此常時人謂:“國朝以書名世者，自趙魏公(孟頫)后便及公也。”饒介正是在這位大師指導(dǎo)下，達(dá)到了“逸群可喜”的藝術(shù)成就。如果將饒介的書法與康里相比，我們發(fā)現(xiàn)饒介所謂“圓勁暢朗，神追大令”的特點(diǎn)正是來自康里。《元史·巎巎傳》載：“巎巎善真、行、草書，識者謂得晉人筆意。”明代何良俊亦云：“子山書從大令來”，都指出了康里書法的淵源。饒介神追大令的書風(fēng)，顯然受了康里的影響。
　　解縉評說饒介的書法，形象地比喻為“卞莊刺虎，功倍力省”。傳說春秋時魯國人卞莊子，是卞邑的大夫，很勇敢，曾見兩虎為得到一頭牛相爭搏斗，卞莊子上前欲刺，卻被管叔子制止：兩虎為得牛而相斗，其秸果必然大虎傷、小虎亡，這樣你僅花費(fèi)很小的力量便可獲得兩虎。卞莊子按照管叔子的話，果然輕而易舉地得到了兩只虎。饒介的書法似乎輕易地表現(xiàn)出一種勁健流暢、姿縱而媚的風(fēng)貌。比之康里的書法，顯得更為健拔不群，同時又具備形美力遒的特點(diǎn)，對于明初的書法影響很大。
　　宋克曾受過饒介的指點(diǎn)，他的字筆畫勁挺、形態(tài)健美，還直接吸收了隸書的波磔。當(dāng)然宋克的字曾招致了不少的批評，明代詹景鳳就說他：“未免爛熟之譏，又氣近俗，但體媚悅?cè)四繝枴！逼鋵?shí)這恰恰是明初社會的需要。筆者認(rèn)為，自康里巎巎，經(jīng)過饒介，直至“三宋”書法，不難看出饒介書法的特點(diǎn)，以及他在書法史上承前啟后的作用。

【資料來源】資料來自北京故宮博物院 （新00092265-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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