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秉綬（1754-1815）
伊秉綬《隸書“頌心經室”鏡心》紙本 65.5×126.5cm 1812 嘉德2025春拍
題?識：題為伯申先生大雅屬。嘉慶十七年（1812）四月望日，汀州伊秉綬。
鈐?印：默庵、賜研齋
鑒藏印：王引之印、曼卿、銅臭室吉金、嶺南黃公度家篋中物、微子之后、棣花閣、覺庵老人
估 價：1,500,000-2,800,000
拍賣日期：2025-05-26
說?明
1.“王引之印”“曼卿”為王引之用印，上款“伯申先生”即王引之。
2.“嶺南黃公度家篋中物”為黃遵憲藏印。黃遵憲（1848-1905），字公度，別號人境廬主人，廣東嘉應州（今廣東省梅州市）人。富收藏，梅州八賢之一。
3.“銅臭室吉金”為王崇烈藏印。王崇烈（1870-1919），字漢輔，山東福山古現(xiàn)人，王懿榮（1845-1900）次子。清光緒二十年（1894）舉人。歷任軍機處存記補用道，清史館協(xié)修。
4.“嶺南黃公度家篋中物”“銅臭室吉金”兩印俱為黃士陵所治。黃士陵（1849-1908），字牧甫（一作穆甫、穆父），號倦叟，別號黟山人、黟山病叟、倦叟、倦游窠主，先后又有蝸篆居、延清芬室等齋號。是篆刻“黟山派”開宗大師。
5.“微子之后”印為徐新周所治。徐新周（1853-1925），字星州，別署星舟、星周，江蘇吳縣人。金石篆刻家，吳昌碩（1844-1927）弟子。
按?語
伊秉綬擅隸書，入漢人之室而參以篆書筆意，端嚴沉穩(wěn)而有裝飾趣味，清中期后一大家也。尤擅匾額大字，愈大愈壯，有不可一世之概。此幅“頌心經室”四字，筆筆中鋒，圓勁而沉著，力量直透紙背，歷二百年而力量氣局仍襲人心目。行書四行亦挾篆意，穩(wěn)健中有飛動之勢，與隸書大字形成動靜對比，于是滿幅生機躍動，讀之令人心曠神怡，味之不盡。
附錄：
渾渾淪淪，文字真原
——乾嘉金石學的兩個側影
嘉慶十七年（1812）四月望日，汀州伊秉綬為時賢王引之題寫“頌心經室”隸書齋額，并以行書題款：“題為伯申先生大雅屬。嘉慶十七年四月望日，汀州伊秉綬。”距今已逾二百余年，然其墨跡沉雄挺拔，氣局森然，至今觀之，猶覺風骨照人，余韻縈懷。
伊秉綬，字組似，號墨卿、默庵，福建汀州寧化人，乾隆四十四年（1779）舉人，五十四年（1789）進士，師從戴聯(lián)奎，官至刑部主事、員外郎。仕途之外，尤以書法卓然自立于世，工篆隸，兼擅行草，喜繪畫、治印，亦有詩集流傳。他之書藝根植于金石傳統(tǒng)，溯漢隸唐碑之源，參以篆籀筆意，遂使清季書壇，在館閣書風靡然一式之下，獨開峻拔高古之境。與鄧石如并稱一時，世譽其為清代中期以后隸書一大家。
此幅“頌心經室”，正是伊秉綬盛年筆力雄邁之作。四字隸書，中鋒勒紙，圓勁沉著，力透紙背。寬博的字勢與深厚的墨氣，令人遙想漢碑摩崖，仿佛巨斧劈山，鐵勒千秋，展讀之際，一股古拙而雄健的氣息撲面而來。每一筆，每一畫，既有篆籀的蒼茂古樸，又有金石銘刻的堅實鏗鏘，方整中寓以險絕，厚重中涵著靈動，沉雄之中又閃爍著幾分獨運的匠心，使人不由沉浸于其跌宕頓挫、氣象萬千的節(jié)奏之中。
伊氏隸書得力于唐隸之雍容典雅，更直追漢隸之堂奧真味。他廣泛涉獵秦漢碑版與漢印金文，熔鑄而成自家面貌：既有漢印之樸茂自然，又得吉金文物之古拙醇厚，能于平正處見奇勢，在拙樸中隱鋒芒，所謂“彌綸廣大，傾吐宏深”，絕非虛譽。清代學金石者眾，然多滯于形似斑駁之跡，真正能于字里行間重現(xiàn)秦漢氣象者，寥若晨星，而伊秉綬以其胸懷之寬博，目力之深遠，熔古鑄今，獨步當時。此幅大字即為明證，磅礴若千里陣云，沉郁如奔雷墜石，非尋常書家可比。
而行書題款四行，則又別開生面。硬毫強抱篆隸，筆意沉著而結體靈動，動靜相生，頓挫呼應，使整個作品在莊嚴雄渾之中，又具瀟灑自如的氣韻。若說四大隸字如巍巍高山，沉穩(wěn)不動，則這行書款識便如山間清泉，曲折流轉，使得全幅章法生機勃發(fā)，宛若天成。
至于“頌心經室”四字本身，亦寓意深遠，非泛然命名。王引之（1766-1834），字伯申，號曼卿，江蘇高郵人，清代著名學者，為王念孫（1744-1832）之子，家學淵源深厚，自幼即從事聲韻、文字、訓詁學之研治，得王念孫之精髓，極負盛名。自二十歲起，遍研《爾雅》《說文》《音學》，積學愈精，遂成《經義述聞》三十二卷、《經傳釋詞》十卷，奠定其在清代經學、訓詁學界的崇高地位。乾嘉學派以考據(jù)、訓詁為宗，王引之正是其中翹楚。其奉旨勘訂《康熙字典》訛誤，撰成《字典考證》，亦足見其學問之精深，文字之淵源。
乾隆年間，惠棟（1697-1758）曾指出：“五經出于屋壁，多古字古音，非經師不能辨。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是故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然辨經正音之學極其枯燥，有時為考一字，翻千篇未必得一真解，所以考據(jù)之難，非有強志，難以為繼。王引之承戴震（1724-1777）“求是”之則，又明顧炎武（1613-1682）“理學即經學”之要，必定早立其志，道心磐固，由字以通辭，由辭以明道。
“頌心”二字，實乃追述王陽明“心學”之精義。陽明先生倡言“知行合一”“致良知”，其學以良知為本體，立志成圣，重在人格的體認與生命的提煉。王引之治經治訓，雖屬考據(jù)之學，然其治學之精神，實亦有陽明心學之余緒，非徒為章句而已。以“頌心”命名，正是對其學術精神的贊譽與認同，表達了一種以良知自砥礪、以圣學自期許的高遠追求。而“經室”則直指其治經、訓詁的學術志業(yè)與終身方向。二者結合，“頌心經室”四字，既寓理想，又明志業(yè)，寓意深厚，命名高古典雅，極富文化意味。
嘉慶十七年（1812），伊秉綬寧化里居；夏，入都赴部候補，至揚州病發(fā)，返歸鄉(xiāng)里。是年三月廿六日，立夏，伊秉綬為同年劉若璪作隸書四言聯(lián)，此時伊氏當已達南昌。五月，伊氏有大量在西湖寓樓的題詠，說明其時人已在杭。當時的杭州正是校經刊書的重鎮(zhèn)，大量參與考據(jù)的學者，都圍繞阮元（1764-1849）的“詁經精舍”進行刊書活動，這里面當然就包括常在揚州的吳錫麒（1746-1818）和王引之。從“頌心經室”這件作品上的“四月既望”來看，或許此時伊氏已抵杭，而王、伊二人正是在杭州有了短暫得際會。
若更深體味，這幅“頌心經室”，實乃二人精神世界的某種交契。伊秉綬雖以書法名世，其人亦篤信心性之學，志趣超邁，書法之雄健中，隱伏著一股高古沖和的氣象。王引之治學治經，深探訓詁之微，極盡考據(jù)之精，而其心志所寄，亦在于自性成圣，與乾嘉樸學之機械考索者判然有別。正因兩人內心深處同具高遠之志，卓絕之氣，故伊秉綬能于題匾時，將王引之的學術理想與自己內在的精神氣象融會貫通，化作筆下這一幅力作。
回望清代中葉，館閣體之風盛極而衰，千人一面的俗靡之氣充斥朝野。伊秉綬逆流而上，以金石為宗，獨辟蹊徑，書風渾厚莊嚴，氣勢磅礴，實為清中期隸書藝術獨樹一幟的代表。而王引之則于浮靡世風中，守樸學之正道，究訓詁之幽微，志存高遠，學術成就卓然獨立。二人在各自領域中所體現(xiàn)出的精神姿態(tài)，遙相呼應，遂使這幅“頌心經室”不單是一件書法作品，更是一種精神的結晶，一種時代風骨的象征。
今天讀伊秉綬此作，仍能感受到其中那種沉雄寬博、磅礴浩蕩之氣，仿佛穿越二百年煙塵，直抵人心。那種以書法為載體，承載文化理想與人格精神的努力，仍令人肅然起敬，悠然
神往。正如金石之道，求者欲與天地同壽，延文字真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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