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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府君夫人墓志銘
《馬府君夫人墓志銘》墓志蓋
《馬府君夫人墓志銘》墨拓
《唐故馬府君夫人墓志》2018年出土，全稱為《唐故朝請大夫行漢州什邡縣令上柱國馬府君夫人殷墓志》，又稱《殷日德墓志》。志蓋為篆文《唐故馬府君夫人墓志》。志長寬均為62厘米，墓志蓋長寬均為65厘米，志文計25列，每列25字，字間施以界格，每格2.4厘米見方；志蓋四圍有纏枝牡丹及天馬奔騰陰刻紋樣，刻工精良，捶拓鋒穎無損。
據志文可知此墓為合葬墓，志主逝世于開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次年與其夫馬府君合葬。其夫被封職官是“朝請大夫”，在唐代屬從五品的散階。階被稱為“散位”，散階只是決定官員的地位和報酬，并非實職。此處只可見馬府君夫人志銘，書寫鐫刻已屬上乘。遺憾的是沒有發(fā)現馬府君志銘。
雖然墓主等級不高，其名也不顯，但此志書風極似褚遂良，書寫醇正平和，使轉勁健灑脫，結字更是著意摹擬褚書《雁塔圣教序》，且極為肖似。故其書寫和鐫刻是梳理唐墓志書法風格的一件坐標性作品。清人梁巘《評書》中有：“褚書提筆‘空’，運筆‘靈’。瘦硬清挺，自是絕品。”以此觀《馬府君夫人墓志銘》可知此銘文的書寫非對褚遂良書法浸淫深厚者不能為。志文的書寫中尤其是結字的體勢和氣息的把握，如以第七列“可教”、第十列“晨夕”、第十六列“乙丑”等字，與褚書《雁塔圣教序》中的原字對比的話，均可以看出在唐開元年間，褚遂良書風影響的深廣。
誌文：
唐故朝請大夫行漢州什邡縣令上柱國馬府君夫人殷墓誌
夫人字日德，陳郡人也，殷商之後，先祖往因晉祚南遷[qiān遷]，從居江左，衣不解帶，一結數年，岳牧醫(yī)人，荊蠻悉慕，祖秦州皇?任簡州刾（刺）史，散騎侍郎、襲濟陽郡，公出為州牧，祭墓刑欺，入侍風流，朝廷慕義，瞻夫人父曰幸逄[páng]，聖代草澤無遺，知子終諸早湏入仕，父元慶皇任寧州定平縣令，潞州潞城縣令，清廉政跡內外知名，再（？）任親仁，沉巫（？）改俗，誡（？）夫人曰：觀汝行事足可教矣，既承坤德，生女傳之，凡事他門，皆湏（古同“須”）折莭，出言有善，人共慕之，茍違斯義，同裘有疑，年十有九，娉於馬氏，琴瑟逾恭，齊眉侍服，貞慈守莭，恒不忘心，理政於家，內外咸伏，教男誠孝，晨夕無虧，訓女事人，兢兢不足，何其天不造於終，家無異怪（？），薄染時疾，庸愚悮醫(yī)，漸結成徵，沉痾[ē]（同疴[kē]）累月，百尋王瀝，事隱難求，方錬金膏，時無可悟，返魂貳粒，聚窟來希，珠玕一食，方壺路逺，遺言誡子，善惡自分，嗟女為人，恐乖有失，每聞婦禮，懼辱他門，點累先宗，祇靈[qí líng]有恨，不違吾志，恭恭心小，今就冥途，足無後悔，死生大側，知復（？）何言，母子之情，誰能不痛，從今一別，永掩黃壤，人事頓終，窮於乙丑，生死隔也，悲不可勝，善自為人，各湏（同須）勵己，其時開元十三年五月廿三日，終於京兆長安務道里之私弟，春秋七十有三，開元十四年，合葬於細柳之舊塋[yíng]禮也，昔時置疊[dié]上將為名，今日安墳，迺[nǎi]（乃的異體字）見忠貞之墓，長男酸鯁，種樹千株，白兔馴游，衆(zhòng)鳩捿集，嗚呼哀哉，迺（乃）為銘曰：忠貞之墓，孝子之旌，鷹捿梁上，猛鹿同塋，心傷損樹，虎（？）煞留呈，埋於墓側，悔殞傳名，天地絪缊、萬物化醇，乾坤運轉，有出有燻，恒蛾歸月，婺女凌雲，啼嚎（？）馬泣，羣鳥成墳，百年已畢，年代鐫文，舊塋日久，柏盛墳衰，闕擁頺毀，唯生葛紫，荒蕪織地，風急楊悲，藂深棘狀，菜密停雞（？），傷嗟迭代，虎（？）鎮(zhèn)題碑。
附錄：《唐故馬府君夫人墓志》賞析
《青少年書法》程志宏
唐墓志書寫多承隋志遺風，因墓志書寫多受界格局限，在端嚴整飭一路風格里一脈相沿，也偶有因刻工率意而造成粗服亂頭的自然生發(fā)，間或有書寫鐫刻均臻上乘的精品，但都風格各異。近些年來或許是盛世承平，地不愛寶，新出土了大量的古代墓志，而在出土唐代墓志中各種風格不斷出現，為唐墓志書法風格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源。
新出土的《唐故馬府君夫人墓志》雖然墓主等級不高，其名也不顯，但就其書寫和鐫刻筆者以為卻應該成為梳理唐墓志書法風格的一件坐標性作品。是志全稱應為《唐故朝請大夫行漢州什邡縣令上柱國馬府君夫人殷墓志》，志蓋為篆文《唐故馬府君夫人墓志》。志長寬均為62厘米，墓志蓋長寬均為65厘米，志文計25列，每列25字，字間施以界格，每格2.4厘米見方；志蓋四圍有纏枝牡丹及天馬奔騰陰刻紋樣，刻工精良，捶拓鋒穎無損。據志文可知此墓為合葬墓，志主逝世于開元十三年（725年），次年與其夫馬府君合葬，其夫被封職官最高是朝請大夫，在唐代職官中朝請大夫是從五品的散階，階被稱為“散位”，散階只是決定官員的地位和報酬，并非實職，而此處只可見馬府君夫人志銘，書寫鐫刻已屬上乘，未知馬府君志銘是否也為一人所書，不能得見亦是憾事。
此志書風極似褚遂良，書寫醇正平和，使轉勁健灑脫，結字更是著意模擬褚書《雁塔圣教序》而極為肖似。清人梁山鮮《評書》中有：“褚書提筆‘空’，運筆‘靈’。瘦硬清挺，自是絕品。”以此觀《馬府君夫人墓志銘》可知此銘文的書寫非對褚遂良書法浸淫深厚者不能為。志文的書寫中尤其是結字的體勢和氣息的把握，如以第七列“可教”、第十列“晨夕”、第十六列“乙丑”等字，與褚書《雁塔圣教序》中的原字對比的話，均可以看出在唐開元年間，褚遂良書風影響的深廣。在這件墓志銘的書寫中，書手對于褚書的起、收、轉、折、鉤、挑，甚至是波磔中的一些習氣都力求相似甚至相同，如其中“令”“之”“人”“遺”等字的長捺末尾處的顫筆在通篇中大量出現，就已經不是書寫中的失誤，而是幾乎變成了一種病態(tài)的模擬，因為這種現象在褚書《雁塔圣教序》中雖然也有出現，但并不能說這可以作為一個獨立的特征進行表現。因此說雖然書手也有不成熟的表現，但都掩蓋不了這件墓志銘是所見已出土唐墓志中與褚遂良書風最為接近的作品的事實。
褚遂良生于596年，卒于659年，為“初唐四大家”中順時排列的第三位，雖然晚年飽受迫害而亡，但因其氣節(jié)、書法而備受后世推崇，在神龍元年（705年），即其死后46年，其名譽得到平反；到天寶六年（747年），唐玄宗將他作為功臣，配祀于高宗廟中；貞元五年（789年）時，更是對褚遂良的推崇達到頂峰，德宗下詔，將褚遂良等人畫像懸于凌煙閣之上。故而在開元年間張懷就有：“（褚遂良書）若瑤臺青瑣，映春林：美人嬋娟，似不任乎羅綺，鉛華綽約，歐虞謝之。”這樣高的評價。我們在這里看到的《馬府君夫人墓志》中合葬時間為開元十四年（726年），書寫者以純粹的褚書風格書寫墓志銘，就不能越過當時社會對于褚遂良的推崇而單獨討論。而且在褚遂良之后又有薛稷（649―713）傳其衣缽，使得褚書香火不絕、蔚然成風。一直到2 00 7年西安出土的唐代詩人韋應物親自撰文并書丹的《夫人元蘋墓志》以及韋應物墓志（貞元十二年，796年）、其子韋慶復墓志（元和四年，809年）及慶復夫人裴棣墓志（會昌六年，846年），這些現今陳列于陜西歷史博物館中新出土墓志中都可以看到褚遂良書風的延續(xù)和影響。
筆者在這里重視這一方《唐故馬府君夫人墓志》，將其視為褚遂良書法在唐代墓志書風影響梳理中的坐標性作品，是因為在“初唐四家”中，歐陽詢有歐陽通一脈相傳，在新出土唐墓志中因時代相近，有《丘師墓志》《李譽墓志》都被疑似歐陽詢所書；虞世南則因其地位與書風在之后的墓志書寫風格中較少見到；而只有褚遂良，與承其衣缽的薛稷同列四家之中，這種風格近似但在書法史上同列“幾家”“幾人”中的現象是非常少見的。而綜覽出土唐墓志的書寫，可以歸納到褚書一系者甚眾，《唐故馬府君夫人墓志》卻是所能見到褚遂良書風一系的墓志銘中最為近似于褚書的作品。這對于我們研究褚遂良一系書法風格的延續(xù)與發(fā)展具有積極的推動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