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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768-826）
字退之，唐代文學家、哲學家、思想家，河陽（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祖籍河北昌黎，世稱韓昌黎。他與柳宗元同為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主張學習先秦兩漢的散文語言，破駢為散，擴大文言文的表達功能。宋代蘇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為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并稱“韓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在思想上是中國“道統(tǒng)”觀念的確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韓愈是唐代杰出的思想家、古文家、詩人，而他也有很高書法造詣。宋朱長文《續(xù)書斷》卷下列韓愈書法為能品云：“退之雖不學書，而天骨勁健，自有高處，非常人所可及。”朱氏對韓愈書法的評價很高，可是說韓愈不學書，也是出於想當然的看法。據(jù)《全唐文》卷七六八林《拔鐙法序》說，與韓愈同時代的盧肇傳習韓愈書藝“拔鐙法”，可見他的書法在當時已有相當?shù)挠绊懀上Ш笫懒鱾鳂O少，遂鮮為人知。他的書法見於記載的有三：一為《華岳題名》，二為《嵩山天封宮石柱題名》，三為《洛陽福先寺塔題名》，惜今都已不傳。歐陽修《唐韓退之題名》（《歐陽修全集》卷八《集古錄跋尾》）云：“右韓退之題名二，皆在洛陽。其一在嵩山天封宮石柱上刻之，記龍?zhí)队隼子晔隆Ｌ焓ブ校酁槲骶┝羰赝乒伲c梅圣俞游嵩山，入天封宮，徘徊柱下而去，遂登山頂，至武后封禪處，有石記，誡人游龍?zhí)段阃Z笑，以黷神龍，神龍怒，則有雷恐。因念退之記遇雷，當有所誡也。其一在福先寺塔下。當時所見墨跡，不知其后何人模刻於石也。”
傳遼寧省博物收藏的《曹娥碑》墨跡本上有韓愈流傳下來的唯一墨跡。此絹本書眉及左右有懷素、韓愈、樊宗師等題名，字為楷書，而韓愈題名的筆勢，頗得張旭草書豐腴凝重之體態(tài)。
最為人稱道的是韓愈流傳下來的《石鼓歌》、《送高閑上人序》等詩文，為我們了解韓愈書法觀提供了寶貴資料，我們從中可以感受到其獨特的書法藝術(shù)觀。
《送高閑上人序》，短短數(shù)百字，不僅對張旭的草書作了極好的分析，而且揭示了書法之為藝術(shù)的根本規(guī)律。
“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俠、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于心，必于草書焉發(fā)之。觀于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zhàn)斗，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于書。故旭之書，變動擾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后世。今閑之于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述，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鋁抹，情炎于中，利欲斗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
韓愈認為：書法包括“技”和“道”兩個價值層面，一件能夠流傳后世的優(yōu)秀書法作品，它一定是超越了技術(shù)層面，進入了“道”的境界。韓愈對張旭的狂草創(chuàng)作作了完整而系統(tǒng)的考察，得出他是以情感為核心的表現(xiàn)過程的結(jié)論，從而揭示了狂草創(chuàng)作藝術(shù)思維模式：情感——書法，物象——情感——書法。這在當時是對狂草藝術(shù)本質(zhì)一個棄舊立新、由表及里的深層探索。正是韓愈此說剔除了張旭書法中的庸俗性一面，其精神實質(zhì)被大大宣揚，因此，張旭的書法在后代更受推崇。
《石鼓文》是我國最早的石刻文字，被譽為石刻之祖。在唐以前未見記載，出土后由于韓愈、韋應物等人的譽揚，名聲日隆，引起書法界的重視。《石鼓歌》作于元和六年(811)，當時韓愈于洛陽任河南令。《石鼓歌》里韓愈之對《石鼓文》予以高度贊美:“公從何處得紙本?毫發(fā)盡備無差訛。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科。年深豈免有缺畫?快劍折斷生蛟！鶯翱鳳盆眾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又云:“羲之俗書趁姿媚，數(shù)紙尚可博白鵝。”贊譽《石鼓文》的遒勁古樸、瀟灑飛動的神態(tài)。韓愈建議讓石鼓永遠保存下去。然而無人理會，石鼓任“牧童敲火牛礪角”、“日銷月抓就埋沒”，說明詩人對這件文物無比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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