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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琦(1008-1075)


  字稚圭,自號安陽贛叟,相州安陽(今屬河南)人,北宋政治家、三朝宰相。天圣五年(1027)及進士第,授將作監(jiān)主簿、通判淄州,入直集賢院,監(jiān)左藏庫。歷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右司諫。同時劾罷宰相王隨、陳堯佐, 參政韓億、石中立。寶元二年(1039)為起居舍人,知諫院,權知制誥。元昊反,命為陜西安撫使,進樞密直學士、陜西經略安撫副使,與范仲淹合力抗御,時稱韓范。戰(zhàn)略主攻,稍有失策,降知秦州。慶歷二年(1042)為陜西四路招討使。翌年元昊求和,蒙召為樞密副使。新政失敗,出知揚、鄆、定等州。嘉祐元年(1056)入為樞密使,三年拜相。定策立英宗,又力促曹太后還政,進右僕射,封衛(wèi)國公,改魏國。英宗寢疾,力請建儲。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判相州。反對王安石變法。謐忠獻。有《安陽集》。

韓琦《信宿帖》紙本 30.9×71.7厘米 貴州省博物館藏  

  本帖為感激歐陽修與作《畫錦堂記》的謝啟。《晝錦堂記》后歐氏結銜為“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按《長編》 治平元年閏五月戊辰(三日):“參知政事歐陽修、趙槩為吏部侍郎。”這個日期應是本帖的上限。又按蔡襄書《畫錦堂記》具銜為“端明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 《長編》治平二年二月辛丑(十一日):“三司使、給事中蔡襄為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知杭州。”那么此碑應是蔡君謨杭州命下而尚未離京前所書,也當是本帖的下限。

  歐陽修屬文有“馬上,枕上,厠上”之說,又相傳晚年還不斷修改舊稿,妻問何以自苦,永叔答謂:“卻怕后生笑。” 正是因為這點認真自律的精神,他的文章并非倚馬立就的,何況此際他是應宰相又是摯友的韓琦所請。范公偁《遇庭錄》云:“韓魏公在相(州),曾為晝錦堂記于歐公云‘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xiāng)’,韓公得之愛賞。后數日,歐復遣介別以本至,云:‘ 前有未是,可換此本。’韓再三玩之,無異前者,但於‘仕宦’、‘富貴’下各添一‘而’字,文義尤暢。”以今本《歐陽文忠 集》卷四O堂記與蔡碑互校, “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句后蔡碑多“而莫敢仰視”五字, “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 “志”后多一“於”字。顯然都是書丹前所增益。若非鑒於蔡襄南遷而不得不定稿,永叔精益求精的意識恐怕還不會暫告中止。從這一貫的作風推測此記絕無可能在治平二年短短的一個多月前完成。那么本帖斷於元年夏秋間是合乎邏輯的。

   韓琦作為一個正臣,偏愛顏真卿也是情理中事,這當然也有時代風氣的影響。但不雜他體在同時代恐不多見。文彥博 《文潞公文集》卷六《寄相州侍中韓魏公》詩云:“晉公(韓滉)名畫魯公書,高出張(僧繇)吳(道子)與柳(公權)虞 (世南)。幸得魏公揮寶墨,緣公楷法亦顏徒。”他的顏體尚有自家風格,與蔡君謨相比,韓琦顯得更為渾厚樸拙,這無疑 也是稟賦胸襟使然。

【釋文】:琦再拜啟:信宿不奉儀色,共(恭)惟興寢百順。 、琦前者輒以《晝錦堂記》(容)易上干,退而自謂眇末之事,不 當仰煩大筆,方夙夜愧悔,若無所處,而公遽以記文為示,雄 辭濬發(fā),譬夫(江)河之決,奔騰放肆,勢不可禦。從而視□, 圈聳駭奪魄,烏能測其淺深哉!□褒假太過,非愚不肖之所 勝,遂傳□之大,恐為公文之玷,此又捧讀慚懼而不能自安 也。其在感著,未易言悉。謹奉手啟敘謝,不宣。琦再拜啟, □□□□臺坐。

資料來源:《中國書法全集》北宋名家卷(曹寶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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