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漢書法概況 | 代表作品人物 | 相關文章 |
任城王漢墓黃腸石刻
濟寧因兩漢碑刻遺存豐富，有“中國漢碑半濟寧”之譽。這其中最具特色的是位于濟寧城北的漢任城王墓黃腸石題刻，保存有黃腸石題刻785石，為全國已知漢墓之最。
濟寧市城北3公里蕭王莊一帶，原有9座高大的土冢。群眾呼曰“九女堌堆”。據(jù)近年考古調查證實，這幾個“堌堆”皆為漢代的大型墓葬。由于人為原因和自然破壞，現(xiàn)地面僅存固堆四座，命名為M1—M4號墓，為東漢任城國國王及其配偶的墓葬群。1992年，濟寧市文物局對一號漢墓進行了搶救性發(fā)掘。墓主人可能是東漢任城國始封王——孝王劉尚，即光武帝劉秀之孫。這座墓規(guī)模宏大、結構形制獨特、材料使用考究，對研究漢代諸侯王葬制的發(fā)展演變，乃為重要的實物資料。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該墓使用的黃腸題湊刻石。一號漢墓使用石材約4000余塊，其中大部分石塊上都有字，遍布在回廊及封頂、封門和棺床的黃腸石上。有朱書、書后鐫刻和刻后再填朱三種類型。據(jù)《東漢任城王陵》一書記載：“黃腸石壁內面、棺床石、封墻石上銘刻和朱書合計782塊，為全國已見之最”。這些黃腸石題刻均采用豎刻橫放的形式。從所見銘刻和朱書，多者十字，少者僅一字，四到六字居多，內容大多為當時的地名和管理官員、石工、送石者的姓名籍貫以及石塊的尺寸、編碼等。就是這些簡單的銘文中卻包含了重要的古代法律制度、陵墓制度、文字發(fā)展演變等研究資料。這些刻字所用書體為民間隸書，用筆簡潔明快、質樸大方，遒勁挺拔，是東漢時期通俗隸書的典型代表作品，對研究漢字的字體演變和東漢書法藝術有重要價值。
濟寧在西漢時為任城縣，屬東平國。《漢書·地理志第八下》：東平國，縣七，任城屬之。東漢章帝元和元年，分東平國置任城國，東平王劉蒼次子劉尚為任城王，至漢末禪魏，晉時國廢。從蕭王莊漢墓的形制、規(guī)模和出土的銀鏤玉衣分析，此墓為東漢任城國某王的陵寢是可信無疑的。題記中出現(xiàn)的地名，例如“金鄉(xiāng)”、“富城”也屬任城國。
漢任城王墓題刻眾多，黃腸石均來自不同地方，題刻出自50餘位書刻匠之手，故書刻風格的多姿多彩。現(xiàn)依其書法作風，可將題刻作品分為四大類。
1．工整類：這類作品講究字的筆劃、結體和行氣的整體統(tǒng)一，字體較規(guī)整。如“東平陸唐子”、“東平無鹽”、“鄒祭尊石治章”、“鄒石治章”、“魯武央武”、“魯柏仲”、“時生”等。
2．率意類：這類作品雕刻隨意，筆畫不計長短，筆勢左右開張，結體或縱或橫，即隨字形而變，以橫勢為多，自然活潑。如“富成曹文”、“富成徐仲”、“山陽高平鐘生”、“金鄉(xiāng)陳能”、“金鄉(xiāng)韓光”、“薛公伯當”、“馬初”、“金 初治”、“魯柏元仲華”、“金山鄉(xiāng)吳伯石”、“魯中武”、“高都石”等。
3．拘謹類：這類作品字體較小，雕刻生疏，筆畫拘謹或增筆或減筆，字間無顧盼。如“魯國文陽張魚石”、“薛顏別徐文”、“平陸孫少”、“魯石工伯華”等。
4．飄逸類：這類作品似經過書丹，用筆精到，有波挑筆畫，線條有張力，結體寬博，筆勢開張，飄逸波筆尤其如此。與簡牘中的作品較為相似。如：“須昌沐孫有大石十五頭”、“伊憙”、“無鹽逢”、“孫 ”、“下邑”等。
另外題刻繁筆字中，出了個別簡寫字，與文字相同的作品相比，它們或取字的偏旁，或簡單勾勒成字酷似今天的文字或字母。如“金鄉(xiāng)馬初”中的“鄉(xiāng)”字簡寫成“阝”或“卩”，“富成曹文”中的“曹”字簡寫象“乙”，它們是否在當時民間通行不可得知，但對繁筆字嘗試變革，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
漢代書法從戰(zhàn)國發(fā)展而來，西漢時期既存在著多種書體。《漢書、藝文志》曰漢初有六體；《說文、序》說有八體，實際上只有大篆、小篆、隸書三種不同的字體。目前考古資料表明，大篆在漢代已基本不用，小篆亦非秦時的風貌，用途也很少。隸書是漢代新興使用的字體，它由戰(zhàn)國古隸直接發(fā)展而來，在西漢初期完成對篆書體勢改造后，其基本框架既已確立，后來隨著筆畫的豐富，隸書分為草書隸書、美術隸書、通俗隸書、典型隸書四大類型，其中漢代實用、現(xiàn)在常見的主要為通俗隸書和典型隸書兩大類型。
漢任城王墓題刻四類作品，其中前三類皆為無波挑隸書，整體特點是筆畫樸實、徑直，用筆率意，結體或縱或橫，依其自然，寫法簡捷、通俗，充滿活潑之趣。是漢代民間較為實用的隸書。賴非先生把它們稱之為通俗隸書，筆者十分贊成。因而這三類題刻作品，應屬通俗隸書類型，而飄逸類作品，作者似受過一定的隸書書寫基礎訓練，波挑、占畫、結構均有章法可循。作品于灑脫中見穩(wěn)健，藝術創(chuàng)作上有不少成功之處，應屬典型隸書類型。但較漢碑之典型隸書有明顯的差別。漢、碑隸書具有鮮明的波挑筆畫，用筆婉轉精致，筆意豐富，筆勢飄逸，結體多取橫勢，法度森嚴，藝術性較強，是官方多使用的字體。該墓題刻這類作品不及漢碑，應屬民間的作品。
漢任城王墓年代為東漢和帝時期，時間正處在隸書鼎盛時期的瓣段，黃腸石題刻充分表現(xiàn)出本時期有特點。定縣北莊漢墓黃腸石題刻與該墓最為相似，均是東漢通俗隸書之典型作用。有時題刻地名人名完全相同，則屬神奇的巧合。如“魯柏仲”、“魯田仲文”（圖 ），其中前者是柏元、仲華二人名的省寫，表明魯國的三位工匠曾先后為兩國王建墓。
通俗隸書與典型隸書是同宗同祖，即由篆書發(fā)展而來。在萌發(fā)期，無波勢筆畫占有上風，武帝以后，隸書筆勢改革轉而筆畫豐富，波磔筆畫與日俱增，典型隸書便從通俗隸書中分化出來，而通俗隸書則一直保持著無波挑的作用發(fā)展下去。伴隨著筆畫的豐富，人們對文字實用性和藝術性追求的不同，二者又沿著各自的道路并行發(fā)展，形成了各自的書法藝術特色。在各自的發(fā)展過程中通穀隸書因書寫便捷，廣泛使用于民間大眾之中，而典型隸書則因藝術美觀被上層文人提倡使用。但是下層民眾中這正是漢任城王墓題刻兩類隸書共存而數(shù)量懸殊的原因所在。也有文人、典型隸書在民間并有一定使用。
通俗隸書因用筆簡捷被民眾所實用，有著較強的生命力，它遵循自己的規(guī)律，在發(fā)展的同時，其內部正孕育滋長著一種新的書體----楷書的因素，并日趨明顯化，漢任城王墓鼂刻充分證明這一點，通俗隸書中不少字含有楷書的因素，筆畫帶有楷書的特征。如“木”字旁寫成類似長點的撇筆，入筆重收筆輕，無挑法，與楷書的寫法接受，而典型隸書撇筆處入筆輕，至收筆處重按上挑；“長”字捺筆寫成一長點筆，這在楷書的行書寫法中常見，而典型隸書的寫法有明顯的燕尾挑筆；“東”字的撇筆收筆處為順筆出鋒，近似楷書的書法，而典型隸書則為回筆收鋒。雖然說它們不是那麼標準，但卻已具楷書的筆畫形態(tài)。這些代表著新力量新生命的因素，正是隸書向楷書轉化的原動力，換言之楷書的序墓即將慢慢地揭開。
漢任城王墓題記刻石，數(shù)量眾多，彌足珍貴，對探討研究漢代隸書諸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主要表現(xiàn)在隸書類型和文字演化方面，至于它的藝術性則遠不如該方面的意義那樣突出。正如書法家賴非先生所說：“濟寧漢任城王墓黃腸石題刻，勁直率真，為漢代通俗隸書之典型。魏晉真書筆蒼勢宕，概出于此類。探文字書藝之演變，其契機當在民間作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