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婁堅（1567—1631）
婁堅《行書世說新語軸》紙本行書 135.2×29cm 天津博物館藏
釋文：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婁堅。
鈐印：子柔、婁堅之印。
【資料來源】《天津博物館藏書法》（文物出版社）
附錄：明代婁堅行書《世說新語》條幅賞析
文：柳國良
明人婁堅雖無東坡之才，用功卻勝過東坡。婁堅一生的平淡注定了他書法的清新品格，但也注定了其書法難以有東坡的悲興神妙之筆。古有“書同其人” 之說，當然不假;然最近有學(xué)者提出“書異其人”，那是沒有讀懂人生閱歷的分量，無疑有書呆子之氣。歷代文人不乏書呆子，歷代混入文人群體的也不乏江湖騙子，光讀萬卷書不行萬里路，自然成為書呆子;光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極有可能成為江湖騙子。閱讀婁堅，我們特別訝異他波瀾不驚的人生中充滿了對生活的熱愛、對古賢的追隨、對黎民的垂憂、對詩書的摯愛。從他對東坡書法的追隨中，我們看出了他的豁達和執(zhí)著。
婁堅追慕古文大家歸有光，跟從時俊王世貞，用功甚勤，眼力甚高，且作為“嘉定四先生”之一，獨出一格，低調(diào)、恬淡、自適。這種境界無疑對其書法的取向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步蹈東坡亦在情理之中。北宋的尚意書風(fēng)創(chuàng)造了一個書法的新時代，趙孟頫的“結(jié)字因時相傳”也不愧為真知灼見;但時過境遷，幾百年后明代書法發(fā)生了劇烈的轉(zhuǎn)變，蘇黃之風(fēng)早已被掩蓋，就連趙董時風(fēng)也敗下陣來，被晚明浪漫書風(fēng)所取代。因此，“以不變應(yīng)萬變”成為了我們審視婁堅的唯一理由。師法東坡是一個很艱難的選擇。東坡喜用濃墨，運筆沉厚，字勢扁平，以現(xiàn)代的視覺角度來看，東坡書法不存在絲毫的“形式構(gòu)成”，完全靠書法本身所具備的內(nèi)涵取勝，這些因素恰與晚明浪漫書風(fēng)的用墨、運筆等方式存在偌大的鴻溝。歷來師法東坡的文人多數(shù)以失敗告終，而婁堅卻算得上首屈一指的成功繼承者，這當然需要與眾不同的才智。
婁堅的這幅行書軸《世說新語》，縱135.2厘米，橫29厘米，紙本，現(xiàn)藏于天津博物館。作品內(nèi)容取自《世說新語·德行》：“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款署“婁堅”二字，分別鈐蓋“子柔”“婁堅之印”兩印。此作僅兩行，屬于大字行書作品，從創(chuàng)作角度而言極有難度。如果處理不佳，則容易造成字勢雷同和布局小氣的毛病。對一般的書法家而言自然難以勝任，而婁堅的高明在于對兩行字勢的把握特別精彩。從作品來看，他采取了三種方式進行微處理：首先，采取縮小字間距的方式來解決作品字數(shù)少容易造成不緊湊的問題，當然這是大多數(shù)書家的不二選擇，也是作品增強連貫性的基本要求。其次，通過擴大行間距的方式與字間距的對比來彌補行數(shù)太少的問題。當然，我們退一步推測，如果作品有三行或者多行，行間距的處理效果肯定并非如此。這種大膽的做法當然只有婁堅這種淡定和從容之人才能信手拈來。最后，他有意拉大了字與字之間的大小對比度，作品中的“王”“至”“玄”“未”“否”等較小的字在大字中間進行穿插，錯落有致;也正是采取了這樣的處理方式，才讓第一行與第二行的字也形成了錯落。
書法創(chuàng)作離不開一定的形式，但絕不能完全依靠形式。當代書法創(chuàng)作與古人的真正差別并不在于我們的形式手段比古人高明，而在于我們的形式內(nèi)涵達不到古人信手拈來的效果。大膽試想一下，如果書法完全依賴于形式，當形式的變化手段到了技窮的地步時，我們又該何去何從?從婁堅此幅作品中，我們似乎可以得出這樣的一個結(jié)論：書法的形式內(nèi)涵比形式手段更重要。當然，婁堅的創(chuàng)作并非如此隨意，他對環(huán)境的要求也非常苛刻。清代學(xué)者錢謙益在《列朝詩集小傳》中介紹婁堅時說：“書法妙天下。風(fēng)日晴美，筆墨精良，方欣然染翰，不受促迫。”也許這種記載更像是文人掌故的形式，當有夸張的成分，但也說明了婁堅平淡從容中的高傲和不馴，這也許就是古時文人的真正品格。
婁堅(1554-1631)，字子柔，一字歇庵。祖籍長洲，徙江東，后徙嘉定城南。年五十，貢于春官，不仕而歸。經(jīng)明行修，擅詩文。
轉(zhuǎn)自《中國書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