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

廣藝舟雙楫[節(jié)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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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書第一

　　文字何以生也，生于人之智也。虎豺之強，龍鳳之奇，不能造為文字，而人獨能創(chuàng)之，何也？以其身峙立，首函清陽，不為血氣之濁所熏，故智獨靈也。凡物中倒植之身，橫立之身，則必大愚，必?zé)o文字。以血氣熏其首，故聰明弱也。凡地中之物，峙立之身，積之歲年，必有文字。不獨中國有之，印度有之，歐洲有之，亞非利加洲之黑人，澳大利亞洲之土人，亦必有文字焉。秘魯?shù)亓眩�其下有古城，得前劫之文字于屋壁，其文字如古蟲篆，不可識別。故謂凡為峙立之身，曰人體者，必有文字也。以其智首出萬物，自能制造，不能自已也。 　

　　文字之始，莫不生于象形。物有無形者，不能窮也，故以指事繼之。理有憑虛，無事可指者，以會意盡之。若諧聲假借，其后起者也。轉(zhuǎn)注則劉歆創(chuàng)例，古者無之。倉沮創(chuàng)造科斗蟲篆，文必不多，皆出象形，見于古籀者，不勝僂數(shù)，今小篆之日、月、山、川、水、火、草、木、面、首、馬、牛、象、鳥諸文，必倉頡之遺也。匪惟中國然，外國亦莫不然。近年埃及國掘地，得三千年古文字，郭侍郎嵩燾使經(jīng)其地，購得數(shù)十拓本，文字酷類中國科斗蟲篆，率皆象形。以此知文字之始于象形也。 　

　　以人之靈而能創(chuàng)為文字，則不獨一創(chuàng)已也。其靈不能自已，則必數(shù)變焉。故由蟲篆而變籀，由籀而變秦分（即小篆），由秦分而變漢分，自漢分而變真書，變行草，皆人靈不能自已也。 　

　　古文為劉歆偽造，雜采鐘鼎為之（余有《新學(xué)偽經(jīng)考》辨之已詳）。《水經(jīng)注》稱臨淄人有發(fā)齊胡公之銅棺，其前和隱起為文惟三字古文，余同今書。子思稱今天下書同文，蓋今隸書，即《倉頡篇》中字，蓋齊魯間文字，孔子用之，后學(xué)行焉，遂定于一。若鐘鼎所采，自是春秋戰(zhàn)國時各國書體，故詭形奇制，與《倉頡篇》不同也。許慎《說文敘》謂諸侯力政，不統(tǒng)于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今法、德、俄文字皆異，可以推古矣。但以之亂經(jīng)，則非孔子文字，不能不辨。若論筆墨，則鐘鼎雖偽，自不能廢耳。 　

　　王愔?jǐn)�百二十六種書體，于行草之外，備極殊詭。按《佛本行經(jīng)》云，尊者棨黎教我何書（自下太子實為說書），或復(fù)梵天所說之書（今婆羅門書王有四十音是），佉虱盧叱書（隋言驢唇），富沙迦羅仙人說書（隋言華果），阿迦羅書（隋言節(jié)分），瞢迦羅書（隋言吉祥），邪寐尼書（隋言大秦國書），鴦瞿梨書（隋言指言），耶那尼迦書（隋言馱書），娑迦羅書（隋言牜孛牛），波羅婆尼書（隋言樹葉），波流沙書（隋言惡言），父與書毗多荼書（隋言起尸），陀毗荼國書（隋云南天竺），陀羅低書（隋言形人），度其差那婆多書（隋言右旋），優(yōu)波迦書（隋言嚴(yán)熾），僧佉書（隋言等計），阿婆勿陀書（隋言覆），阿{少兔}盧摩書（隋言順），毗耶寐奢羅書（隋言雜），脂羅多書（鳥場邊山），西瞿耶尼書（須彌西），阿沙書（硫勒），支那國書（即此國也），摩那書（科斗），末荼叉羅書（中字），毗多悉底書（尺），富數(shù)波書（海），提婆書（天），那羅書（龍），夜叉書乾闥婆書（天音聲），阿修羅書（不飲酒），迦羅婁書（金翅鳥），緊那羅書（非人），摩睺羅伽書（天地），彌伽遮迦書（諸獸音），迦迦婁多書（鳥音），浮摩提婆書（地居天），安多梨叉提婆書（虛空天），郁多羅拘盧書（須彌北），逋婁婆毗提訶書（頗彌東），烏差婆書（舉），膩差婆書（擲），娑迦羅書（糊），跋阇羅書（金剛），梨伽波羅低犁伽書（往復(fù)），毗棄多書（食殘），阿{少兔}浮多書（未曾有），奢娑多羅跋多書（如伏轉(zhuǎn)），伽那那跋多書（等轉(zhuǎn)），優(yōu)差波跋多書（舉轉(zhuǎn)），尼差波多跋書（擲轉(zhuǎn)），波陀與佉書（上句），毗拘多羅波陀那地書（從二增上兇），耶婆陀輸多羅書（增上句已上），末荼婆曬尼書（中流），梨沙邢婆多波恀比多書（諸山苦行），陀羅尼卑爪梨書（觀地），伽伽那卑麗爪尼書（視虛空），薩蒲沙地尼山陀書（一切藥草因），沙羅僧伽何尼書（總覽），薩婆韋多書（一切種音）。《三藏記》云，先覺說有六十四種書，鹿輪轉(zhuǎn)眼，神鬼八部，惟梵及佉樓為勝文。《西陽雜俎》所考，有驢肩書，蓮葉書，節(jié)分書，大秦書，馱乘書，牜孛牛書，樹葉書，起尸書，右旋書，覆書，天書，龍書，鳥音書，凡六十四種。然則天竺古始，書體更繁，非獨中土有蟲籀繆填之殊，芝英倒薤之異，其制作紛紜，亦所謂人心之靈，不能自已也。 　

　　《隋志》稱婆羅門書，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義廣，蓋天竺以聲為字。《槃涅經(jīng)》有二十五字母，《華嚴(yán)經(jīng)》有四十字母。今《通志·七音略》所傳天竺三十六字母，所變化各書，猶可見也。唐古忒之書，出于天竺元世祖中統(tǒng)元年，命國師八思巴制蒙古新字千余，母四十一，皆相關(guān)紐，則采唐古忒與天竺為之，亦迦慮之變相也。我朝達(dá)文成公，又采唐古忒蒙古之字，變化而成國書，至乾隆時，于是制成清篆，亦以聲而演形，并托音為字者。然印度之先，亦必以象形為字，未必能遽合聲為字，其合聲為字，必其后起也。遼太祖神冊五年，增損隸書之半，制契丹文字。金太祖命完顏希尹依效楷書，因契丹字合本國語為國書。西夏李元昊命野利仁榮演書，成十二卷，體類八分，此則本原于形，非自然而變者。本無精義自立，故國亡而書隨之也。 　

　　歐洲通行之字，亦合聲為之。英國字母二十六，法國二十五，俄德又各殊，然其始亦非能合聲為字也。至其古者，有阿拉伯文字，變?yōu)楠q太文字焉；有敘利亞文字，巴比倫文字，埃及文字，希利尼文字，變?yōu)槔�丁文字焉；又變�(yōu)榻穹ā⒂⑼ㄐ兄�文字焉。此亦如中國籀、篆、分、隸、行、草之展轉(zhuǎn)相變也，且彼又有篆分正斜大小草之異，亦其變之不能自已也。 　

　　夫變之道有二，不獨出于人心之不容已也，亦由人情之競趨簡易焉。繁難者人所共畏也，簡易者人所共喜也。去其所畏，導(dǎo)其所喜，握其權(quán)便，人之趨之若決川于堰水之坡，沛然下行，莫不從之矣。幾席易為床榻，豆嵒易為盤碗，琴瑟易以箏琶，皆古今之變，于人便利。隸草之變，而行之獨久者，便易故也。鐘表興則壺漏廢，以鐘表便人，能懸于身，知時者未有舍鐘表之輕小，而佩壺漏之累重也。輪舟行則帆船廢，以輪舟能速致，跨海者未有舍輪舟之疾速，而樂帆船之遲鈍也。故謂變者天也。 　

　　梁釋僧祐曰，造書者三人，長曰梵書，右行；次佉樓，左行；少倉頡，下行。其說雖謬，為文字之制，欲資人之用耳，無中行左右行之分也，人圓讀不便于手，倒讀不便于目，則以中行為宜，橫行亦可為用。人目本橫，則橫行收攝為多，目睛實圓，則以中行直下為順。以此論之，中行為優(yōu)也。安息書革旁行以為書記，安息即今波斯也。回回字右行，泰西之字左行，而中國之書中行，此亦先圣格物之精也。然每字寫形，必先左后右，數(shù)學(xué)書亦有橫列者，則便于右手之故，蓋中國亦兼左行而有之，但右行實于右手大不順，為最愚下耳。 　

　　中國自有文字以來，皆以形為主，即假借行草，亦形也，惟諧聲略有聲耳。故中國所重在形，外國文字皆以聲為主。即分、篆、隸、行、草亦聲也，惟字母略有形耳。中國之字，無義不備，故極繁而條理不可及。外國之字，無聲不備，故極簡而意義亦可得。蓋中國用目，外國貴耳。然聲則地球皆同，義則風(fēng)俗各異。致遠(yuǎn)之道，以聲為便，然合音為字，其音不備，牽強為多，不如中國文字之美備矣。 　

　　天竺開國最先，創(chuàng)音為書亦最先，故戎蠻諸國悉因之。《西域記》稱跛祿迦國字源三十余，羯霜那國、健馱羅國，有波爾尼仙作為字書，備有千頌，頌三十言，究極古今，總括文書。《八弦外史》及今四譯館所載，悖泥、文萊、蘇祿、暹羅、呂宋諸國書，皆合聲為字，體皆右行，并未原于梵書。日本國書字母四十有七，用中國草書為偏旁，而以音貫之，亦梵之余裔也。 　

　　聲學(xué)盛于印度，故佛典曰，我家真教體，清凈在音聞。又以聲聞為一乘，其操聲為咒，能治奇鬼異獸，蓋聲音之精也。唐古忒、蒙古及泰西合聲為字之學(xué)，莫不本于印度焉（泰西治教，皆出天竺，予別有論，此變之大者也）。 　

　　綜而言之，書學(xué)與治法，勢變略同。前以周為一體勢，漢為一體勢，魏晉至今為一體勢，皆千數(shù)百年一變。后之必有變也，可以前事驗之也。今用真楷，吾言真楷。 　

　　或曰：書自結(jié)繩以前，民用雖篆草百變，立義皆同。由斯以談，但取成形，令人可識，何事夸鐘、衛(wèi)，講王、羊，經(jīng)營點畫之微，研悅筆札之麗，令祁祁學(xué)子，玩時日于臨寫之中，敗心志于碑帖之內(nèi)乎？應(yīng)之曰：衣以揜體也，則裋褐足蔽，何事采章之觀？食以果腹也，則糗藜足飫，何取珍羞之美？垣墻以蔽風(fēng)雨，何以有雕粉之璀璨？舟車以越山海，何以有幾組之陸離？詩以言志，何事律則欲諧？文以載道，胡為辭則欲巧？蓋凡立一義，必有精粗，凡營一室，必有深淺，此天理之自然，匪人為之好事。揚子云曰：“斷木為棋，梡革為鞠，皆有法焉。”而況書乎？昔唐太宗屈帝王之尊，親定晉史，御撰之文，僅《羲之傳論》，此亦藝林之美談也。況茲《書譜》，講自前修，吾既不為時用，其他非所宜言，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因搜書論，略為引伸。蒙子臨池，或為識途之助。若告達(dá)識，則吾豈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