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書《丹楓閣記》述說
作者:姚國瑾
明清兩代，稿牘之書，琳瑯滿目。然就經(jīng)典而言，與晉唐宋元難以并論。明末董其昌似可雁行，亦多在娟秀淡雅；而氣息酣暢、儒雅遒勁，能踵武前賢者，傅山所書《丹楓閣記》亦其一例也。
一、傅山與戴楓仲
傅山一生交游頗多，而最為知己者莫過于同學(xué)友戴楓仲。《丹楓閣記》便是戴楓仲寫的一篇“夢記”，數(shù)年后，傅山應(yīng)邀書寫了這篇短文，并于文后即興題寫了跋語，情真而意切，這就是人們今天所見到的傅山書《丹楓閣記》。
傅山，初名鼎臣，后改名山。字青竹、或署青竺，后改青主。別署公之它、石道人、嗇廬、丹崖翁、朱衣道人、松僑、僑黃老人等。生于明萬歷三十五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山西陽曲西村人。其先世大同，六世祖傅天錫以春秋明經(jīng)為臨泉王府教授，遷居忻州頓村。曾祖傅朝宣為寧化王府儀賓、承務(wù)郎，以王戚而移居陽曲。祖傅霖，嘉靖進(jìn)士，官至遼海兵備道參議，好班氏《漢書》，著有《慕隨堂集》。父傅之謨，萬歷歲貢，養(yǎng)親不仕，教授生徒。傅山就是出生在這樣一個既是王戚又是士大夫的家庭里，故而少年即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年十四受知于山西提學(xué)使文翔鳳，十六歲為廩生。崇禎九年，山西提學(xué)使袁繼咸因遭誣陷被逮京勘問，傅山與三立書院諸同學(xué)薛宗周等赴京伏闕訟冤，袁繼咸得以事雪獄解。作為為師訟冤、不顧個人安危的義士，傅山由此名重士林。然因其文章多山林之氣，而屢次鄉(xiāng)試不中。崇禎十七年春，李自成大順軍攻破太原，追贓助餉，傅山家道從此中落。甲申鼎革后，傅山出家做了道士，退隱山林，然復(fù)明之心不死。故以道人之名行醫(yī)江湖，奔走于平定、盂縣、壽陽、汾陽一帶。甲午“朱衣道人“案起，傅山被捕入獄，經(jīng)多位好友幫助，以奇計得釋放還。傅山出獄后，知恢復(fù)無望，遂潛心學(xué)術(shù)，于經(jīng)史諸子、佛學(xué)多有心得，且旁通詩文、書畫，成就非凡。《清史稿》列傅山于《隱逸》，《清史列傳》列傅山于《文苑》，《清儒學(xué)案》列傅山于《儒林》，就說明了傅山淵博的學(xué)識和可貴的品格。康熙十七年，詔舉“博學(xué)宏詞”，傅山赫然在徵聘之列，屢辭弗獲。地方有司親備驢車，力為勸駕，勉黽就道。入京，即稱病偃息僧寺，未能臨試。都諫魏相樞以傅山老病上聞，詔免試放歸，授中書舍人。“博學(xué)宏詞”的徵聘，對傅山來說是一個很尷尬問題，遺民對異朝的應(yīng)徵，遭到士林的清議時必然的，也是遺民本身的一個傷痛。傅山應(yīng)而避考，自視非徵，然仍為士林所詬病，痛苦可想而知。故“博學(xué)宏詞”之后，傅山歸居西村，“閉戶著述，終身不入城市”。〔1〕
戴楓仲，名廷栻，字楓仲，號補(bǔ)巖，山西祁縣人。曾祖戴賓，曾任直隸大名府通判。祖戴光啟，萬歷辛未進(jìn)士，歷任陜西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卒賜封通奉大夫。父戴運昌，崇禎丁丑進(jìn)士，歷任河南尉氏知縣、順天府良鄉(xiāng)知縣、戶部員外郎，明亡后隱居祁之鹿臺山，不與時官往來，成為一名副其實的遺民。至楓仲，“力學(xué)而明于古今是非，有心計，為人在儒俠之間。”〔2〕不仕新朝，耕讀于鄉(xiāng)間。因家門數(shù)世為宦，又因祁地善于經(jīng)營蓄產(chǎn)，故富甲一方。甲申鼎革后，楓仲能于市中購買明晉宦流轉(zhuǎn)宋元之名畫，便可知也。〔3〕
傅山與戴楓仲同學(xué)于太原三立書院，時在崇禎九年。是年初，山西提學(xué)僉事袁繼咸，修復(fù)三立書院，擇晉士之優(yōu)秀者講肄業(yè)其中，以應(yīng)大比，傅山與戴楓仲俱在選拔之中。傅山時年三十歲，戴楓仲時年十九歲。雖然年齡懸殊，但二人之友誼從此開始。傅山《敘楓林一枝》記：“楓仲髫年，受知于袁袁山先生，許以氣節(jié)文章名世。丙子，拔晉才士三立書院課藝。楓仲聲噪社中，少所許可，獨虛心向余問字。余因其蚤慧，規(guī)勸之。甲申后，仲斂華就實，古道相助，竟成歲寒之友矣。”〔4〕甲申之變，先是李自成進(jìn)京，崇禎自縊。后是滿人入關(guān)，建立清朝。朝代更迭之際，王侯士族，家破人亡者有之，剛烈殉國者有之，屈膝而降者有之。而以遺民自居者，則隱跡于市野，互通聲氣，相互勸勉，遂成莫逆之交。傅山與戴楓仲之關(guān)系便是如此。更有甚者，傅山家道中落、系獄遭難，處于貧困之中，亦多賴楓仲周濟(jì)。即使鬻書賣畫，亦多由楓仲紹介。
二、《丹楓閣記》書寫時間及作品流傳
關(guān)于傅山書寫《丹楓閣記》的時間，須從戴楓仲《丹楓閣記》說起。其文曰：“庚子九月，夢與古冠裳者數(shù)人，步屨昭余郭外。忽忽變易，回顧無復(fù)平壤，所至崖障合沓，楓林殷積，飛泉亂落其間，如委紫練，側(cè)睇青壁，千仞如削，目致為窮也。其上長松密舉，而松末擁一閣，搖搖如一巢焉，顏曰丹楓，非篆非隸，嵌空一窗，億當(dāng)閣徑，而蛛絲荒織，扃若終古矣。俄爾風(fēng)水合住，塊然偃臥。遂經(jīng)始閣材，構(gòu)如其夢。莊生之言曰：有大覺而后知此其大夢也。戴生綴之曰：覺茍非覺，夢其奚靈?有大夢而后知其大覺也。聞戴生之言者曰：是猶愁寐語也。是其言也，夢車馬而喜，夢酒肉而喜，夢糞穢而喜者，若覺而失之，窈窈焉幸其夢之兆，竊而不敢以為魄祟之顛倒者也。之入也，不可以入鼎彝、藏茶、藏酒，以待人之能入吾夢者。如其人之足夢，即不入吾之夢，吾當(dāng)入其夢，又安知彼之不夢我之入其夢也。茍精誠之不通， 超無有而獨存，戴生之夢不復(fù)堪此寥廓矣。”〔5〕
楓仲之夢在“庚子九月”，即順治十七年。又曰：“遂經(jīng)始閣材，構(gòu)如其夢。”這就是說，從順治十七年九月起，楓仲就已經(jīng)開始籌劃“丹楓閣”的營建了。
“丹楓閣”的營建用了多長時間，史料沒有明確的記載。《傅山全書》卷十三有詩《楓仲讀書閣初成，居實適攜近作過，就仲屬訂，會山還自砥柱小幾趨息閣下，伯渾亦從汾來，略理契闊，仲限八字》：“下驢皆舌在，躍馬孰頤顉。不約丹楓閣，如張綠綺琴。白齇霜橘柚，紅酒蜜林檎。搔首還臺笠，嗔肝失老梫。掌中無利劍，詩版謾精鋟。伯渾愁芳草，茱英綴苦葴。當(dāng)為勞物色，不敢自吾琛。穎令詞能下，鄉(xiāng)侯意可綝。”〔6〕其題“楓仲讀書閣初成，居實適攜近作過，就仲屬訂，會山還自砥柱小幾趨息閣下”，和“丹楓閣”營建所用時間應(yīng)該有很大的關(guān)系。當(dāng)“讀書閣初成，居實適攜近作過，就仲屬訂”， 居實即傅山和戴楓仲三立書院時期的同學(xué)白孕彩，山西平定人，此次居實請戴楓仲審定近作，很有可能就是應(yīng)楓仲之邀而為《晉四人詩》提供詩稿的。《晉四人詩》和清初的遺民情結(jié)有關(guān)。明遺民們?yōu)榱瞬煌蕠M可能搜集整理明代各家的詩文，包括遺民詩。戴楓仲就曾編撰《明百家詩選》，《晉四人詩》則為遺民詩。楓仲《敘晉四人詩》云：“丙申春，與公它先生徘徊崇蘭老柏下，惓念晉之文人才士凋謝殆盡，幸先生與居實先生在，今壽毛、季子繼起，皆一時高才，而淹留草野。欲稍梓篇章，以各備晉人一種。”〔7〕草野者，遺民也。此四人即傅山、白孕彩、胡庭、傅眉。據(jù)《傅山全書》附錄八《新編傅山年譜》康熙元年條有傅山《與居實書》：“戴二哥向山取兄詩，選定五十首，且近知之矣。若成，定當(dāng)先示山，山即寄記室。”〔8〕所以《晉四人詩》刻成時間將是“丹楓閣”的建成的最遲界限，至少康熙元年《晉四人詩》還未刻成。又傅山與《楓仲讀書閣初成》一詩后復(fù)有《再用前韻詒楓仲》詩，其中于“崇禎年舊棗”句下注：“仲藏棗二十五六年物，時出噉我。”〔9〕以崇禎十七年算，二十五、六年即康熙七、八年。這就是說“丹楓閣”初成最遲不會晚于康熙七年，應(yīng)該在康熙元年至康熙七年之間。
傅山《丹楓閣記》跋云：“楓仲因夢而有閣，因閣而有記。閣肖其夢，記肖其閣，誰實契之？總之皆夢。記成，復(fù)屬老夫書之。”〔10〕從傅山跋語中也可以看出，先有夢，然后依夢建閣，閣成復(fù)有記。至于楓仲何時寫成《丹楓閣記》則無明確的記載，那么傅山書寫《丹楓閣記》的時間似亦難確定。不過《傅山全書》卷二十七收錄《致戴楓仲札》，其中有云：“以時勢料之，吾兄不能出門，亦不必出門矣。東省李吉老適有信要弟東游，弟即趨其約，似且不果。嵩少之行，吾兄亦復(fù)省此匆遽也。弟擬初三日發(fā)，但借一好牲口、一仆力扶掖老四大上下耳。資斧不勞經(jīng)紀(jì)，極能寬吾兄連日不訾之費。弟復(fù)何忍!何忍！《楓閣記》即擬書之，送牲口人到即付之。”〔11〕據(jù)各種傅山年譜記載，傅山一生共有四次東、南之行。第一次是順治十三年丙申春，傅山出獄后東南之行。此早于順治十七年庚子，故與“丹楓閣”事無關(guān)。第二次是順治十八年戊戌六月，傅山偕殷岳至河南軹關(guān)為楊思圣視疾。此急事，人名關(guān)天，傅山不可能給楓仲一信借牲口、仆力。故尹協(xié)理《新編傅山年譜》將傅山書《丹楓閣記》定于此年是有疑問的。第三次是康熙二年癸卯四月，傅山至河南輝縣訪孫奇峰，請孫為其母寫《墓志》。第四次是康熙十年辛亥春末，傅山游山東泰山、曲阜。所以，康熙二年與康熙十年這兩次都有可能。《中國書法全集·傅山卷》收錄《致戴楓仲信札》手稿，其中有一“夢”字與《丹楓閣記》中“夢”字寫法完全相同，且此札與《丹楓閣記》風(fēng)格也較為相似，而此札寫于康熙四年，故兩者書寫前后不會相距很遠(yuǎn)。〔12〕又傅山《與戴楓仲札》：“原擬一造，新齊。借觀典籍之富，會雪濘，輒復(fù)難之。有一《遠(yuǎn)志圖》，晤對細(xì)訂，若文旆果于開春到省時，當(dāng)面陳之。弟老矣，實不能岑寂枕席間，欲要吾兄略入嵩少，一破老悶。若得為翟法賜，即以足下為吾繒公。遂此久要，豈不大妙。楓仲老仁兄禮垔。弟山頓首。”右于“一造”下，有小字“太先生墓志還請一二張。”據(jù)《傅山全書》附錄八《新編傅山年譜》康熙六年條李因篤《戴止庵墓志銘》：“康熙六年八月之吉，關(guān)中后學(xué)李因篤孔德撰，太原后學(xué)傅山青主甫書，昆山后學(xué)顧炎武寧人甫篆，石艾后學(xué)任復(fù)亨元仲甫勒。”墓志寫于康熙六年八月，傅山“太先生墓志還請一兩張”，不早于康熙六年冬天。此又談“略入嵩少”，應(yīng)與傅山《致戴楓仲札》之“嵩少之行”之事為同一事，故《丹楓閣記》的書寫最早不過于康熙七年春。因此，傅山《丹楓閣記》的書寫應(yīng)該在康熙七年到康熙十年之間。
傅山書《丹楓閣記》寫就后一直藏于戴楓仲家，清代中后葉轉(zhuǎn)至祁縣富商渠家，保留至今，可以說，未離昭余一步。道咸之間，壽陽劉雪崖編輯《霜紅龕集》，并將所見傅山訪孫奇峰旅途之中所批錄諸子刻為《百泉帖》，并同時刊刻傅山書《丹楓閣記》。劉雪崖在刻《丹楓閣記》一石時，將傅山在原稿中的別字錯字去掉而將在傍邊改正之字嵌入，如以“廷”換聽、以“夫”換老，以“由”換猶。其他則尊重原文，風(fēng)格一致，只是把末尾小字“既為書之，附識此于后”上的兩方印章移去，于下加“真山”朱文印，其后有劉雪崖的長跋。遼博的本子是臨習(xí)劉雪崖刻本的，類同于劉刻本，只是把“既為書之，附識此于后”兩行小字變成了一行，將“真山”印換成了“傅山印”，但在“昭余戴廷栻記，松橋老人真山書”下少了“戴廷栻印”和“傅山印”兩方印章，而且書寫風(fēng)格和傅山的書風(fēng)亦相距甚遠(yuǎn)。〔13〕
三、傅山書《丹楓閣記》的藝術(shù)風(fēng)格
從以上分析，《丹楓閣記》大約為傅山六十五歲所書。這一時期，正是傅山書法風(fēng)格的成熟期。傅山書法一生大約可以分為四個時期。第一時期從崇禎初年至順治初年，是傅山臨習(xí)晉唐楷法和趙、董書法的階段。《霜紅龕集》丁刊本卷四錄有傅山《作字示兒孫》一詩，其跋云：“貧道二十歲左右，于先世所傳晉唐楷法，無所不臨，而不能略肖。偶得趙子昂、香光詩墨跡，愛其圓轉(zhuǎn)流麗，遂臨之，不數(shù)過而遂欲亂真。”〔14〕同書卷二五《雜著》又有：“吾八九歲臨元常不似，少長如《黃庭》、《曹娥》、《樂毅論》、《東方贊》、《十三行洛神》，下及《破邪論》，無所不臨，而無一近似者。最后寫魯公《家廟》，略得其支離。又溯而臨《爭坐》，頗欲似之。又近而臨《蘭亭》，雖不得其神情，漸欲知此技之大概矣。”〔15〕傅山習(xí)晉唐楷法之多，不亞于“集古字”，但真正能略肖者卻是趙孟頫。雖然鼎革后，傅山在書法上改弦易張，但就其一生而言，也沒有擺脫趙孟頫書風(fēng)的影響。同書卷二五《字訓(xùn)》有傅山晚年教兒孫的一段話：“予極不喜趙子昂，薄其人，遂惡其書。近細(xì)視之，亦未可厚非。熟媚綽約，自是賤態(tài)；潤秀圓轉(zhuǎn)，尚屬正脈。”〔16〕由此可見，傅山晚年對趙孟頫書法的態(tài)度。第二階段從順治初年至順治末年。由于傅山的遺民心態(tài)和對異朝的抗?fàn)幮睦恚鋾L(fēng)格逐漸變得倔強(qiáng)和怪拙。除對顏真卿的書法大加頌揚外，已初步形成了“四寧四毋”的書學(xué)思想，書法多以改造王鐸的風(fēng)格面貌出現(xiàn)。一方面繼承晚明連綿大草氣勢磅礴的書風(fēng)，一方面又于筆法中施之一重拙。其代表作如《餞蓮道兄》十二屏、《唐詩草書》四條屏及《奉祝碩公曹先生六十壽序》。第三階段為康熙初年至康熙十年左右。這一階段是傅山書法成熟和學(xué)術(shù)活躍期。甲午“朱衣道人”案之后，傅山游歷江南，知恢復(fù)無望，遂潛心于學(xué)術(shù)，思考明亡之原因，故對經(jīng)史子集有心得之論，尤其對諸子多有發(fā)微。這和許多明遺民的思想行跡是一致的。康熙二年，顧炎武至太原，訪傅山于松莊。之后，屈大均、閻爾梅、李因篤、申涵光、潘次耕、閻若璩等相繼來到太原，他們之間的唱和，活躍了太原地區(qū)的學(xué)術(shù)氛圍，實學(xué)成為此一區(qū)域的學(xué)術(shù)主流。這種反思的思想也影響了傅山對書法的重新認(rèn)識，使得傅山書法的創(chuàng)作由顏真卿重新回到了“二王”一脈帖學(xué)道路上來。這種“二王”帖中的儒雅、精致和顏真卿的流暢而雄渾的氣勢，互相交融，開始形成了傅山書法高雅而豪放的風(fēng)格。如《讀宋南渡后諸史傳》。第四階段則是“博學(xué)宏詞”前后至傅山離世。這一階段，由于傅山受邀補(bǔ)鎸《寶賢堂法帖》，不僅仔細(xì)審視了“二王”書法的每一個細(xì)節(jié)，更充分體驗了了“二王”書法的整體精神。正所謂“風(fēng)檣陣馬，豪放不羈。”如七十八歲所書的《晉公千古一快》。
《丹楓閣記》便是傅山第三階段的書法作品，也是其思維活躍、學(xué)術(shù)和藝術(shù)生命力旺盛時期的代表作。其為冊頁，共八板，每板約24.5×13.5厘米，黃絹本。前七板每板七行，最后一板八行。前后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記》，第二部分是《跋》。《記》因為是戴楓仲之文，屬于抄錄，故以行書為主，時留顏楷筆意，氣質(zhì)嫻雅，舒暢而流麗，一字不誤。《跋》屬于傅山即興題作，則行中兼草，隨意灑脫，氣息酣暢。正因為初稿，故時有錯漏之字，傅山皆予以添加改正，然不失整體風(fēng)貌。
《丹楓閣記》中戴楓仲除記述夢中“與古冠上裳數(shù)人步屧昭余郭外”所遇之境外，更重要的是翻莊子“有大覺而后知此其大夢”為“有大夢而后知其大覺”。遺民之夢，圖謀恢復(fù)。大夢破滅，故有反思。這就是“夢”與“覺”的關(guān)系。莊子的避世源于用世之心，這是清初遺民們早就感覺到的。所以，清初的遺民們一部分歸隱山林，行跡于釋老。而另一部分則窮研經(jīng)史，總結(jié)興亡成敗。傅山和戴楓仲這些遺民們則是游離于二者之間的，用世之心亦昭然可解。傅山鼎革后出家為道士，但不忘圖謀恢復(fù)。“朱衣道人”案以后，從西村、土堂移居松莊，雖土窯寒舍，以醫(yī)為生，但在讀書之余，于人、于事多有議論，始終沒有脫離入世的情懷。這些思想和行跡也深深影響到了戴楓仲。故傅山在《跋》中云：“嘗論世間極奇之人、之事、之物、之境、之變化，無過于夢。”“此由我是說夢者也，楓仲聽夢者也。說夢聽夢大有逕廷哉！幸為楓仲忘之，若稍留于心，是老夫引楓仲向黑洞之地，終無覺時也。”〔17〕楓仲甲申后，不復(fù)參加科考，居處鄉(xiāng)間，雖無傅山之行跡，然與傅山同聲氣。所以，《丹楓閣記》與《跋》既是戴楓仲的心志，也是傅山的心聲。傅山用“二王”一脈的筆觸、顏魯公行書的氣息，完成了這種既表達(dá)友人心志又表達(dá)自己心聲的傳世之作。
注釋：
〔1〕此句見《傅山全書》附錄四傅蓮蘇《傅徵君事實》。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5036頁。
〔2〕見《傅山全書》卷十九《明戶部員外止庵戴先生傳》。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347頁.
〔3〕《傅山全書》卷二十二有《題宋元名人繪跡》，其中云：“昭余戴仲子，以世家郎不屑屑裘馬，好書愛畫，真有土炭酸咸之癖于中，不受毒藥攻伐，復(fù)得而藏之。”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406頁。
〔4〕《楓林一枝》見《傅山全書》卷二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367頁。
〔5〕傅山書《丹楓閣記》真跡最清晰圖版可見《書法》2011年第1期。
〔6〕此詩見《傅山全書》卷十三。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236頁。
〔7〕戴楓仲《敘晉四人詩》見《傅山全書》附錄五。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5069頁。
〔8〕《與居實書》見于《傅山全書》卷二十八。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490頁。
〔9〕見《傅山全書》卷十三。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236頁。
〔10〕見傅山書《丹楓閣記》真跡，《書法》2011年第1期。《霜紅龕集》劉、丁本，《傅山全書》均收錄。
〔11〕見《傅山全書》卷二十七。“料”，書中作科，疑誤。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480 頁。
〔12〕見《中國書法全集·傅山卷》十三《與戴楓仲信札》及此札考證。榮寶齋1996年9月第1版112頁、365頁。
〔13〕林鵬先生《丹楓閣記研究》，列《丹楓閣記》流行各種版本，包括1934年上海商務(wù)印書館出版的《傅青主徵君墨跡》中的《丹楓閣記》和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遼博本《清傅山書丹楓閣記》及《傅山書丹楓閣記真跡》及劉雪崖《丹楓閣記》石刻本，林先生著文數(shù)篇，力辨遼博本其偽，并對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傅山書法全集》采用臨作偽本提出批評。此書由西泠印社2012年1月出版。
〔14〕見《陳批霜紅龕集》丁刊本卷四《作字示兒孫》。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91頁。
〔15〕見《陳批霜紅龕集》丁刊本卷二五《雜著》。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695頁。
〔16〕見《陳批霜紅龕集》丁刊本卷二五《字訓(xùn)》。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679頁。
〔17〕此見《書法》2011年第1期傅山書《丹楓閣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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